陳為廷與游婉琪

陳為廷的性騷擾新聞爆發一段時間後，如今也出現幾種貌似反省的意見，一者是批評親近陳的友朋師長，何以採取各種歪曲強辯（或者「社會科學」）為之「護航」；另一者，同樣是批評他的身邊人：既然「早知如此」，怎麼坐視不管，甚至還不當回事地拱他參選。

這些反省都不錯，也很重要，但假若只是針對陳為廷及其身邊人，其實也有欠公允。

還記得年初聯合晚報記者游婉琪一篇題為〈燃燒吧！熱情社運圈不能說的秘密〉的報導，如何受到社運圈廣泛的公幹嗎？

這篇報導，在當時理所當然地被閱讀成「主流媒體」對「社運」的攻擊與抹黑（借用並改寫婦女新知近日的一句話：「勿以單一『新聞媒體』標籤，概括所有異質性甚大的意見及立場」）；於是，所有對問題的揭露，非但沒能成為展開問題討論的契機，反而是讓問題更形封閉，演變成社運圈的團抱取暖，以及對撰文記者的同仇敵愾。

想到這裡我就不禁感覺到，今日替陳為廷提出各式辯詞的人，也有那麼分可以理解與同情之處了──最起碼，他們並不特殊。而那些總是能在最好時機展現出討好民粹的義憤填膺態度的人，也不見得不是「雙重標準」。

性騷擾的「性」與「意願」

「性騷擾」的重點不在於「性」而在於「意願」？這說法根本鬼打牆，沒知識兼沒常識。

你老闆遞給你一杯咖啡，你礙於情面與職場權力位階之落差而不敢拒絕，因此你只好接受了。你違反自身內心意願地喝了一杯咖啡，這叫作「權勢咖啡」，你一輩子心理都有陰影，不時回想那段往事半夜還會暗自哭泣、感覺到自己咽喉中留有當時的咖啡味噁心想吐、走在路上看到星巴克都會顫抖...

如果這說的通，拜託快去立法：避免咖啡罷凌、咖啡騷擾、咖啡侵害，可統稱為《三合一咖啡防治法》...

面對不同行為範疇，我們對於「意願」所採取的門檻與敏感標準，本來就是要回到那個行為範疇的觀念來界定。

重點就是「性」。

性騷擾受害者的性解放──後記

結果我的文章被一些人讀成是「替陳為廷護航」。拜託，有沒有搞錯，我是好幾個國師認證的天朝主義「左派」耶，我哪根筋不對了有那個動機要去替陳為廷護航呀...。

2012年總統大選，民進黨副總統候選人蘇嘉全的妻子洪恆珠看人妖秀、猛男秀，我不只寫文章支持，當年的性權記者會，我的發言也是針對此事，力挺女人的性權與看秀的自由。這顯示我在2012年總統選舉時支持民進黨蔡蘇配嗎？顯示我要替民進黨護航嗎？我反對批評譴責譏笑潘世偉擁小三，顯示我支持他繼續幹勞動部長嗎？很抱歉，一碼歸一碼，完全不相干，這只是表達我性政治立場的底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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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婦女團體」，現在似乎很講究細分，不能「概括所有異質性甚大的意見及立場」，那麼我就直接講婦女新知吧。在陳為廷事件，新知聲明稿寫「性騷擾案件中，加害人是否應該被原諒，並非社會大眾所能公判，要談原不原諒、放不放下，只有性騷擾的受害者才有資格決定」；半年多前譴責名嘴彭華幹時，寫的是「試問，如果節目中遭言語暴力踐踏的是我們的姊妹、情人、或女性朋友，難道我們也該淡淡一笑置之？」

這種虛與委蛇、修辭性擺盪，以為大家都不會寫字認字了？

性騷擾受害者的性解放

我第一次與異性性器的直接親密接觸經驗，是甫出生時通過母親的陰道；第二次，則是17歲，那時候台北學運社團還時興一股「（經過歪曲而絕非學理意義上的）性解放」，幾次被社團學姐半推半就地，抓著我的手去接觸她的性器，說是夥伴間身體上與私關係的親密、相互敞開，才能夠達到政治上及公領域真正的互信。

我清楚記得，在那些時候，我都明確地答了「不」。假使按照今日的性別平等意識回頭去看，無論寬鬆或者嚴謹的標準定義下，那都是一個性騷擾，或者性侵害。但我從來都不這麼說。

這個經驗，我曾經在幾個場合試著講述，但都要努力避免各種來自聽者的「受害者」投射朝自己身上撲來。人們善於用一種同情而富有溫暖的眼光望著你，期待你接受這樣的同情，又或者，他們會點點頭，肯定這受害者「走出來」了。我不把那段記憶，定位為一個「性騷擾」或者「性侵害」的經歷，因此並不是對歷史的拒絕、否認；而是藉由自己經驗過的歷史，我要拒絕現在的人們，對我經驗的武斷理解。

那些暫時不加以命名的「 」事件，所帶來的困擾（如果不是痛苦的話），對我來說，其實並不是事件「當下」的不舒服、或者意願的違背，而事件的意義總是被大於事件的其它的事物所決定的。

已經很常見的一種重要提醒是，「性騷擾／侵害」的「傷害」主要來自社會建構，意即，因為當前社會文化將「性」看得極其特殊，性傷害，故而比起一般其它的傷害，更為嚴重、難以復原。因而，越是極端的保護（包含各種防止「性傷害」之措施），就越是強化「性」的特殊、珍稀，更強化「受害者」所受之「傷害」。換作白話，走在路上，被強盜持刀劃破手臂，絕對也是驚恐萬分、甚至會帶來一段時期的心理陰影，但是，社會並不會因而預先將你視為萬劫不復，被奪去了一輩子無法復原的那個「 」的可憐蟲。

關於「正確的語言」

我初接觸社運是高中時參與學權運動，包含反髮禁教官制服等等，那時也花不少力氣投入在教育部98課綱的討論裡包含反對提高文言文比例、要求白話文教育（同時反對大考作文等），簡單來說背後就是實用主義跟反本質化這兩個哲學基礎，認為國文教育應首重日常溝通之用，而非賞析文學之美。

後來因為關注議題的轉變，而較少接觸這個問題，但回頭看，對於當時自己曾經提出的一些說法，也有些反省跟懷疑。首先，語言是人思考的介面跟載體，語言的精緻與複雜度，也反映了思考面向上的難易。過去中國全盤革新西化的話語當中，也都認為國家的圖強必須革新語言，因此語言當然不能只看日常的「實用」。在西方脈絡中，有些古典的哲學思路，「美」跟「善」是不可切割的，例如蘇格拉底，一物若能切實地實現它的功用，那既美且善；而「美」可能導向「善」，反之亦然。當然，討論「美」與「善」的矛盾，乃至於「美」和「善」作為形式和內容區分等等的哲學家，也所在多有。總之，美（藝術）、善（道德）是經常被擺置一起辯證看待的。這意味著，審美與分辨善惡的能力，或者更廣泛來講，一種文明傳統所仰賴的集體性道德價值或觀念，同集體的審美、品味的形成，其實是同步的，或者是交互作用的。

當然以上都還是很粗略的講法，不過這裡想講的只是，回到文字或文學之美，在「白話文」的倡議話語當中，我們似乎沒有自己的美與審美的歷史跟傳統。文言文在此，在某種殖民語境下，被迫、或者自我截斷了，成了無論是中體西用或者西體中用。而文言文乃至於國學的美，也在「實用」（連同「現代」）的要求下被排除或過濾掉了。

丁乃非：性工作女性主義 2.0

最近又聽到一種很「古樸」的說法，把支持性工作的人說成是厭女...剛好丁乃非年中在性權會餐會上的發言也談及性工作與女性主義，雖然或許不算是什麼直接的對話，但至少讓我有動力順手整理一下，當然，以下文字有些摘錄省略，完整內容還是請自己看影片吧。

丁乃非：性工作女性主義 2.0

今天的報告題目是「性工作女性主義 2.0」，先得回到「國家女性主義」說起。前陣子讀了些東西，讓我比較理解如何去想國家女性主義的「國家」，尤其是去年（2013）來了一位很有代表性的國際女性主義者（麥金儂），他其實有點沒辦法被叫作國家女性主義，可是我想要說的一個重點就是，這個國際女性主義者，其實是一個「國家的」國際女性主義者，他的國家的性質，不是一個簡單的認同、也不是簡單的愛國，可是有一個歷史的面向。

有一位常駐新加坡的社會學者，提供了一個很有用的說法：在歷史的縱向，他把國家區分為兩種。一種是13到18世紀間得以長時間匯聚各種條件跟勢力，發展出來的「第一階現代民族國家」，如西班牙、法國、英國、美國。（一）這些國家經過長時間標準化的過程，製作出標準化的國語，把語言變成重要的黏著劑；（二）「一階國家」和殖民地的拓展開發不可二分，前者的經濟與社會發展、現代民族國家形式本身，與殖民主義和奴隸制度共構；（三）這個共構──「一階國家」的模範性、標準性，跟殖民經濟的不可分割──意味著「一階國家」從一開始，除了是內部條件匯聚而成為國家，就有著有不可輕忽的外部國際秩序，決定成為國家。

過去一些研究往往只看到內部條件匯聚的重要，卻不去看到有很大的勢力來自於早已形成的國際秩序，這個秩序中國家的重要性與否、國家的等級排序，已經出現，例如：是否成為國家、國際排行、和誰可以自由買賣奴隸、不跟誰買賣奴隸、如何相互制約綁約等等，都由國際秩序決定，國家一開始就意味著某種國際秩序、國家排行。

「二階國家」，是在上述的國際環境中，在相對短時間內壓縮、被逼著長出來的。是在一個已經成形的國際環節中，逼著投入各種想像，把自己拉拔成可以進入已經有階序的狀態，而這當然也是自我革命打造出來的，要盡量挪用這裡頭必須要有的一些條件跟狀況。其中例如中國、日本，以及20世紀中葉紛紛脫離殖民地的印度、印尼、新加坡、馬來西亞，他都稱為「二階國家」

柯P勞動局長遴選的民主課

北市勞動局長的遴選，程序歷經幾番轉折，最初規劃由遴選委員會在登記參選人中挑出兩人，交由公民登記票選人透過實體及網路票選（i-Voting）選出；由於登記參選者爆量，直到截止日共計353人登記，45人完備程序確認備選，遴選委員會從備選人中分次篩選，第一階段先篩出23人；9日晚間第二階段再篩出10人；今天（12/10）透過備選人與遴選委員的「勞動對談」，晚間將再篩出5人，預計之後就會直接將這5人交付給票選人，選出最終的勞動局長。

目前，10名備選人分別為：兆豐金控工會理事長吳世哲、非典勞動工作坊負責人林子文、律師陳明正、前勞委會主任秘書賀端蕃、全國勞工聯合總工會理事長林錫維、前台大工會秘書長林凱衡、台灣鐘錶珠寶技術協會理事長張明輝、明台產險工會前理事長黃政道、交大管理科學系助理教授曾芳代、人民火大行動聯盟秘書長賴香伶。

對於許多市民而言，今天下午這連續6小時的「勞動對談」，恐怕是初次當面見到各備選人與他們的主張，而在此之前，除了「自己的勞動局長自己選」這樣一個提供開放平台的承諾以外，我們不清楚柯文哲對各項勞動政策的看法、以及預計推出的主張。

根據柯文哲的《勞動局長公民遴選辦法》第5條，規定了登記為備選人應提出的文件，其中包含「五分鐘內的影片或一千字以下之文章，介紹自己與說明如何實踐柯文哲市長的勞動政策」。在柯文哲選前選後皆不曾提出完整勞動政策的情況下，這個應備齊文件並非只是「如何實踐柯P政策」的問題，而根本上是「幫柯P提出勞動政策」，成了政策外包。台灣國際勞工協會研究員吳永毅即質疑，如果在勞動局長遴選前，（柯）不能提出自己的勞動政策，那麼「遴選不過是一場動員閹雞工會頭人製造的媒體大秀罷了」。

重逢

一直覺得死後能與生前所愛的人重逢其實是個有些可怕的想像。

年初大白走時，心裡一面難過，難免又想起這樣的通俗說法：心愛的他只是先上了天堂等待留下來的我。假使這個想像能夠成真，實現的場景會是什麼樣？

我不免又回想起國中時養的狗狗，我還能記得他因為腎衰竭痛苦死去的那天清晨，飛碟電台正在放范逸臣的PIANO，我走出房間見他就像平時那樣窩在門口，因為身體的疼痛而以一種歪斜的姿勢靜靜地躺著睡著，想幫他調整過來，但他已經是硬硬的冷冷的樣子了。我也可以記得在那之後，我有多長的時間每天打開他的相簿，杵在房裡想像他忽然就會跑來腳邊舔舔我。

我抱著大白的那一刻，十幾年前的鮮明畫面忽然像是隔了一層紗的他人的記憶，沒有什麼再比此刻更重要的事情了。愛情或許無法衡量輕重，但過去的難過總是比不上當下的深刻真實。

想像人在分別後將於永恆遙遠的未來重逢，或許並不真是對未來的許諾，而是要將當下推到極致，推遲現在不要結束，是對眼前的快樂與難過的重複加強與肯定。

胖胖明年要十三歲了，我盼他身體健康，但即便如此，我知道他不可能再陪伴我太久。或許在客觀上這是言過其實，或許十幾年後又會出現另一隻我所鍾愛的狗狗，但就是今天晚上，睡前抱了抱我的胖胖，我覺得你就是我永遠的最愛了。

含淚投票

所謂「民主」作為開放性的公共與溝通場域，不過是學院知識分子的書空咄咄。在現實的政治語境下，選舉就是、且從來都是零和遊戲：彼勝故我敗、彼負故我正，將它代換稱呼為「中華民國存亡之戰」或者「正常人智力的考驗」或都無妨。選舉的正當性與選民手中選票的神聖性，就展現為對方「全錯」與自己「全對」的表意上頭。

從這個角度來看，含淚投票者起碼是心理知道（只是不願承認）表意過程裡能指與所指的斷裂、手段與目標的脫勾。他們含淚，是因為對於自己手中選票的不篤定乃至於不確信。

在今日的「民主社會」，對比於那自鳴得意且十足確信的人們：我方之勝即人類社會之勝；我方之敗也將是人類社會之敗。含淚投票者的心態，他們的不篤定與不確信，還是相對健康的。假使沒有這份自我懷疑，政治還有可能嗎？

記吾鄉。種籽

劇場可以有自己內在運行的軌跡，不必然要討好觀眾，但當演出刻意安排互動時，是否至少帶有最低底線的誠意？

從最初場景，導演向觀眾拋出何謂「鄉」（或者「家」）的提問，要觀眾用筆在傘上寫出片段語句，接著直到戲的告終為止，這些語句只被抽象化約為「故事」二字。人們無需要知道故事的具體的內容，只要知道似乎存在著許多不同的關於「鄉」的故事即可。演員從觀眾間穿梭而過，表演出一種觀看的姿態，從而便彷彿處理了這些「故事」。這是一種形式主義的敷衍，註定讓探問「鄉」的原意，剛好一百八十度倒轉，使那「鄉」成為無需提問，不證自明的存在。

每個人都有著「鄉」嗎？任誰都有那能夠回觀的「鄉」，且這「鄉」還具有可見性，能形諸以文字化並書寫在傘上嗎？本該是基礎與核心的提問，卻由於儀式貫穿了舞台內外，或者根本上取消了舞台界線，劇場邀請觀眾同演員合力完成的儀式，於是實現了一種共識假象，在一個表面「開放」的場域當中，造成這些提問的不出現，或根本上不能出現，這恰是一種儀式暴力的展現。

當「鄉」已然是無續探究實體的形式化與美學化乃至於去歷史化的對象，動輒「五百年」前後時間觀的大哉問，也只能是一種缺乏歷史向度的扁平囈語，五百年因而只是抽象數字，而不是時間觀念。甚至無需提及加薩、巴勒斯坦，就連戲劇所在的寶藏巖吧，周老先生他其實也可以姓王，或者姓李，根本上並不會構成太多影響。

愛滋治理與戒嚴主體

台灣的愛滋治理之所以能夠在短短時間內發跡擴散，形成官方和民間的高度結合，展現為遍地開花的同志健康中心，當然，資源會是一個重要條件，當HIV防治成為公衛的重要項目，預算於是決定了議題設定，但這還無法充分解釋，包含官僚系統的內部本身，以及它與既有的大小民間社團，為何可以這麼迅速的自我動員、搭配就位。

放在台灣特殊的歷史情境，我覺得有些特殊環節可能繞不開，例如像是個體與國家之間的關係，台灣存在著格外綿密完整的戶口登記與監控，這一方面是日據以來的殖民現代性，也是國民黨在冷戰／戒嚴時期為清查匪諜實施人口監控的技術。在國家制度面以外，也反映到民眾主體的狀態，我是這樣理解賴麗芳所說，校園內「怪怪的人」不出聲、或難以出聲的狀態。我沒有非常在意這些人是不是要被叫作「酷兒」，但總之，他們不只是「被體制搞」，這個「被搞」本身也影響了他們存在的樣態，像是戒嚴體制下的身體，順應或者反對體制，都無法避免主體已經內化了部分的紀律規章或者要求，以及，如何想像自己與國家的關係，與權力的關係。

所以，這裡就有著兩個方面的因素：一來，透過綿密的戶籍登記，國家原先就能夠高度掌握人口，乃至於在公衛脈絡下，國家也可以高度監督個體的健康與生存狀態。二來，是在上述的冷戰／戒嚴的主體狀態當中，人民也內化了這樣的與體制間的關係。亦即，這也是殖民與戒嚴的後遺或殘留，是在這樣的「先天條件優勢」下，台灣的愛滋治理才得以從官方到民間，從公衛系統的官僚到民間團體經營的社區，迅速搭配整合；從通報匪諜，變成通報HIV陽性。

輕輕搖晃 Lilting

這樣一個深沈而哀傷的故事，至少就我讀來，顯示的就是人們如何難以真正透過語言而相互認識，以及翻譯的不可能性。這是語言本身固有的限制：你張開嘴嘗試說話，聲帶發出一些聲音，透過這些聲音以傳遞某種訊息，讓聽到的人能以自己的方式，對應到他們過去經驗中所曾聽過的另外一些聲音，從而比對並辨認理解這樣那樣的訊息。然而經驗的落差以及人與人之間的信任或不信任、防備與猜測，卻使這樣理解的企圖總是落了拍，總在拋與接的幅奏中亂了套，聲音最終是歸於自己且忠於他的主人，他人所聽到的其實並非你所發出的聲音，而是自己耳殼與腦門的迴盪，在這樣的迴盪中賦予了它之於聽者的意義。藉由跨文化（族群、語種）、跨代（年齡），電影從而提供了一個方便的入門，讓人一窺語言的有限性，但是，在同種同齡間，母子與愛侶間，又何曾能夠輕便的透過語言而相互理解呢？

筆名的獨立人格

簡單看法是，筆名（或假名）也可以連結作者人格，連結的強度不見得小於身分證上的本名，例如，知道「九把刀」的就遠比知道「柯景騰」的要多。再者，筆名也可以有獨立人格，從根本上來說，無需從屬於發言者的法律身分，或說，無須確保發言來自一有名有姓的「真人」（有證件可供對照）。

說到底，我們決定是否接受一言論，主要應該還是依照言論的內容本身來判斷，而不是依照那言論由誰所說，這是「不以人廢言，不以人舉言」的基本原則。當然，在實際的案例上，人非萬能，很多時候缺乏完備的判斷能力，在日常的溝通甚至於嚴肅的訊息傳遞對話當中，難免用遠近親疏、或者發言者的聲望與歷史紀錄等訊息，來協助對言論本身進行判斷。通俗上常說，公眾人物的發言要比一般常民更為謹慎，也是基於此理，因為一來發言的接收面積範圍大（名氣大），二來假定公眾人物較有聲望（可信度高）。但無論是就哪一點來說，這也都與發言筆名的「確有其人」（與法律身分的同一）沒有必然關連。因為，「筆名」隨著長期經營，而發展出比發言者「本名」具有更高的名氣時，本身即具有獨立人格，亦即，可以獨立的經受人們評價其可信度。

當潘世偉因為劈腿下台

當X（潘世偉）因為Y（劈腿）而導致Z（下台）

事件顯示的就是Y會導致Z

性權派反對Y─Z這個因果連結，根本不需要去替X本人背書（性權派同樣可以覺得X是個爛人）

而就算X是個性保守派，甚至撇清自己的劈腿，這跟性權派的綱領也是完全無關的，性權派反對Y─Z，不需要仰賴X是否進步或者他的主觀意願。

性權派當然無法要求或期待，每個工運份子都是性權派，在這個事情上，性權派跟工運份子間可能在X跟Z這兩個端點上，都有共識（都覺得潘世偉是爛人，甚至都支持他下台）

但是性權派不可能去支持Y─Z這個連結，而對於工運份子，即便性權不是他們的首要工作，但只要不是反對Y的保守派，我幾乎可以想到一百種聲明的方式，同時反對Y─Z又支持Z，既不牴觸自己的工運議程，也可顧及社運結盟，但很可惜，部分工運份子當時面對性權派的方式就是：Z好爽！Y─Z我也好爽！你不爽？你去死！

芮妮‧齊薇格與身體整形

芮妮‧齊薇格（Renée Zellweger）疑似「整形」的畫面在網路上傳開，隨後得到了人們的兩種反應。第一種，是主流媒體藉由「崩壞」、「嚇人」、「邪笑臉」等惡意詞彙表達的厭女情結，他們對著芮妮的面孔指指點點、嘲笑芮妮「整形失敗」；第二種，則是採取了批評上述言論的方式出場，以一種反對整形的標準說詞，將芮妮當成是「被迫整形」的受害者，相對於主流媒體的惡意取笑，他們則對著芮妮的「新臉」緬懷她「舊臉」之（自然）美。

如果說，主流媒體的「厭女」展現為他們對於今日芮妮毫不留情面的貶抑，背後貫徹的是整個時尚文化工業對於「美」之苛刻認定；那麼，後面一種反應，則改以更為含蓄的方式去否定今日的芮妮，他們或會對著照片一嘆，明指暗示今日的「整形」壞了芮妮，而過去自然的她又是多麼的美。當然，他們旋即又會將這類批評與當事人區別出來，因為，芮妮是在某種男性集體凝視與審美暴力的結構下「被迫改變自己」。

恰恰必須要指出的是，後者建立在自然／人工對立二分框架下的評價，崇尚自然而貶抑人工，其實同樣是藉由一己之主觀，片面否定不符合自己審美標準的女性面孔：唯有維持天生自然的外貌，才是個人自主的表現，而凡是以外力人工改變自身面孔，則被指為讓渡了自主性，成為受迫於男性凝視或者文化工業審美標準的受害者。因而，這類論點，與主流媒體並無二致，同樣無需考量主體自身感受（主體是否因為整形而獲得更高的自滿、自信），只是將「標準」進行置換（置換成「自然」與否），這是兩種反應背後牢不可破的共識，也揭示了兩種說法雖在表面上對立互斥，其實卻是「厭女」跟「厭女」的延伸變形。

良善面貌的警察暴力

華隆工人被抬上警備車的過程裡，一位中年短髮女警格外引起我的注意。兩線三星，看上去身手幹練，在現場算是長官了吧，在兩列警方人龍的中間來來回回，負責指揮調度其他女警的清場節奏與路線。

之所以她吸引我，並不因為她正在盡她份內的事，而是因為那些她所多做的。像是在媒體鏡頭未及之處，叮嚀部屬多注意是否有需要攙扶的老工人、指示其他員警協助避免有人受傷，以及在等候警備車時長時間同工人的搭話。

警察經常同抗爭者搭話，扣除掉某些刻意的調侃與挑釁（如：演夠了！該回家啦！），其它多數時候則是漫不經心的。她卻讓我格外感受到一種真誠，她會拍拍路過的抗爭者的肩，說聲辛苦。面對其中一些工人向她重提抗爭訴求、甚至是批評政府時，她沒有打斷，聽完後也表態自己的支持，並且也不忘隨後補上一句，改革只能慢慢來，不可能一夕成功，自己只是在執行警察必要的工作，要工人們加油多保重云云。

緊接著驅離指揮，與驅離過程中引發的真實的肢體暴力，人們難免簡單將她隨後的「良善」表現斷定為虛偽。然而我相信她表現的本真，她履行自身的職業理性，作為國家機器第一線鎮壓工人運動的理性，與她隨後表現出的對工人的關懷，恐怕並不截然互斥。

人們對於維護國家治安的警察，經常採取以兩種方式理解：

（一）將警察辨認為無意識地受國家支配，在執法當下，警察作為執法者，把自己的主體性與自我給騰空讓渡給國家。

（二）假定警察對於自身角色有著錯誤認識，或者基於無知而表現出的某種屏蔽，因而無法正確認識到自己的利益其實與抗爭者一致。

這兩種理解方式也反映在抗爭者面對警察的相應策略。好比說，藉由（一），抗爭者將個體所經驗到的暴力聯繫上國家的抽象暴力，再將這抽象暴力從個別警察的個別身體上抽離區別出來。因此，警察可以不是敵人，警察是無意識的執行者；藉由（二），既然警察的行為是基於無知的錯誤認識，抗爭者就要喚醒警察個體的意識，進行知識的補遺，再把警察拉作同一陣線。這也是近來抗爭場景中，經常出現對警察呼籲喊話的背景（如：轉過去！與人民站在一起！）

〈我為什麼無法歡慶馬拉拉得諾貝爾和平獎〉譯按

中國社科院美國所學者潘小松曾指出，自冷戰以來，諾貝爾獎的評選一直都順應著國際政治波動與全球化下的經濟潮流。事實上，作為一個評獎機制，諾貝爾和平獎向來是國際秩序、文化秩序與主流意識型態論述的重要組成。當一個評選與頒發機制，本身就具備了充分的能量去創造一個事件，成為全球矚目的盛事，並藉此對著全世界特定地理空間上所發生的各種現實進行屏蔽與挑選，進而注入決定性的意涵，進而重新再強化、補充了所謂的國際「公信力」，這個評選的操作，就足以彰顯出誰真正掌握話語權，得以打造「和平」內容與指標，並鞏固了全球秩序仲裁的既定霸權。

本文原標題為"Why I can’t celebrate Malala’s Nobel Peace Prize."（Middle East Revised），此篇短文質疑了西方敘事下的人道關懷與救援行動，並提出這可能正是造成人道危機的共謀，透過既定意識型態文本下所框定的苦難敘事，卻刻意遮蔽了西方帝國主義區域介入的角色，使得歡慶這類人道救援敘事文本的西方世界，無需反身所譴責的「惡魔」（暴行）背後，所處的帝國主義侵略行徑自身，就是共犯。如果在一國範圍之內，我們早已熟習統治者胡蘿蔔與棒子的治理邏輯，在剝削的另一面表揚「模範者」、培養各種代理人；在國際政治的尺度中，我們也必須認識到，諾貝爾和平獎作為西方全球文化治理的工具之一，必然含有肅清政敵、為霸權的侵略進行合理化粉飾的功能，所表揚者，不超出經我所援救、為我所認同的那些「優秀的受壓迫者／反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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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為什麼無法歡慶馬拉拉得諾貝爾和平獎

為何平反蔡育林？

台鐵要搞清楚一件事：我們都不是開趴的當事人。那麼，為什麼法庭外卻有這麼多看似無關的人要來聲援蔡育林？

今天台鐵用「損害商譽」為由，對蔡育林提告求償。我們這些人或許不曾在台鐵車廂裡開性愛趴，但我們可能是在百貨公司的廁所、在晚上的公園、在海邊的沙灘，在所有可能的公共空間裡曾有過各式多樣的性活動。在這些空間當中，人的生活本來就是多樣的，各種的活動在許多人們所看不見的角落、不知道的地方，正在發生、正在進行。

如果每一個空間的管理者都可以按照台鐵如今對待蔡育林的方式，動輒因為性活動遭媒體惡意曝光就提起告訴，那麼我們這些人，甚至更大範圍的民眾，在其他所有公共空間的性活動也可能都面臨同樣的威脅。

此外，我們的行動要指出一件事，空間的意義不是不可改變的。例如去年台北車站一樓大廳開齋節的爭議。針對外勞的聚集，台鐵一開始是嚴厲地鎮壓，擺出紅龍禁止滯留，認為外勞「有礙觀瞻」。這件事情後來經過了社會運動的抗議與批判，才終於讓台鐵退讓，而隨著時間推進，人們會知道，其實外勞的聚集活動也就是在那個空間當中很自然、很正常的一種景象。

這顯示，空間的使用、意義與狀態其實可以被挑戰與調整。開齋節的事件面對的是族群的污名與歧視；在台鐵性愛趴事件裡，面對的則是性的污名與歧視。我們要求平反蔡育林，就是認為這個空間的意義可以被改變。

關於香港齊澤克學會的佔中宣傳

據聞，「世界最知名哲學家齊澤克」發文支持了香港佔中，且不說真實性待考證，比起拿著一張自己也看不懂的牌子就給人拍照聲援，最後惹出像 Chomsky 那樣的麻煩來說，親自提筆寫字還是比較保險的，至於文字如何被翻譯與傳播，也就不是原作者需要去傷腦筋的了。

從第一句話開始 you have my full support in your pursuit of your "impossible" dream. 翻譯時就竟然自己蹦出來一個「－－普選－－」。

而第二段的 capitalists from the North joining your own ones. 則被翻成「北方[富豪]資本家的大舉入侵」，資本家被打了括弧寫上富豪，然後本地的資本家（your own ones）則直接消失不見了。

這當然只是一篇短文，卻仍值得認真計較，畢竟，就連第二段我覺得是全篇重點的 Without economic rights, without social justice and solidarity, a ballot is merely a fetish. 都直接把這 fetish 給漏譯，「拜物」兩個字根本沒有出現。

怎麼理解 be realistic? 其實 Zizek 已經不只一次講述某種烏托邦的反面，亦即，反對烏托邦而主張「漸進改良」的「現實」考量，本身才是一種不可能達成的烏托邦，現象（壓迫）與對現象的反應（改良），成了資本主義總體性當中的合謀；他也多次引述 Badiou 的說法，認為（自由）民主已是今日之敵，批評當代對民主形式的盲目信仰正阻礙了人們對資本主義的質疑。

Zizek 當然不一定全對，要完全把他擱在一旁我也無所謂，但既然要借人之口，這些基本的申論難道「齊澤克學會」會弄不清楚？

想起洪凌3月在太陽花佔領立法院場子講話時，開頭的那句「很多時候我們支持運動，是因為我們對運動本身的意識型態不贊成而現身」，儘管 Zizek 向來非常鄙夷中國的社會主義實體，以及所謂亞洲價值，但要把他理解成「挺」或者「撐」，總覺得有些太過輕便。當然，以上討論還都是建立在暫且不質疑該文真實性的前提下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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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齊澤克學會廣傳來自「世界最知名哲學家」的打氣
香港齊澤克學會的中英翻譯

香港佔中的民主假藥

對我個人而言，我真正在意的並非只是馬克思、恩格斯或者列寧等人在百年前曾經說過些什麼，而是他們所說的那些話的實際內容，究竟如何放在現實底下被理解。一個道理若是說得通，它不一定非得出自於某某之口，也該要是正確的，我們怎麼看「資產階級普選制」，也當如此。

我相信民主不只一種樣態，如今人們口裡所說的，與其說是追求民主化，不如說是美國化──美式自由民主體制──的挪移照搬，或者，至少這種民主，就不會是社會主義民主，或者毛時代的「大民主」。且說不知者無罪吧，香港的朋友們或許有對美式民主天真的權利，但身在台灣的朋友們難道不該有著更嚴苛的自我質問嗎？台灣近二十年來的社會運動，難道不就是在所謂「民主化」後，面臨在主流民粹政治的夾殺間拼搏嗎？一人一票確實能讓藍綠兩黨輪替接棒，唯獨換不掉的卻是那藍綠背後永在的財團與資本的力量。民粹與多數暴力的結果，是各種邊緣議程在含蓄多元容忍吸納的臨界值外，面對更暴力的排除輾碎，全方位監控不 再只是來自國家機器，還有更多自願就位上崗的「民間組織」 ，拿出手機與鏡頭隨時預備好要揪錯與揭發的良善公民。

因此，民主從來不是一個簡單的線性時間觀，只有「夠」與「不夠」、前進與倒退的問題。如果美式民主在台灣實行的經驗，已經足證為一帖假藥，如今我們又怎麼能夠志得意滿地拿著這帖假藥往香港兜售？

候選人同志議題表現評比之評比

台灣伴侶權益推動聯盟等團體昨天（9/26）公佈了對年底台北市長三組候選人的同志議題表現評比，由馮光遠（+1.5分）勝出，柯文哲（-1分）小贏連勝文（-3分）。對於這份評比，從結果來看其實不大令人感到意外，然而評比者提出的評比標準，卻也值得同志社群檢驗並評比之，其中尤需嚴肅面對的是，在這個評比的過程中，「婚權」終於成為了「同志議題」的同義反覆，甚至是唯一內涵。

實際檢視伴侶盟的評比，表面上標準有三項：（一）是否支持同性婚姻；（二）市政層級的多元性別政策規劃；（三）對同志社會處境的認知。然而從實際際評比過程來看，其實三項標準卻是「三位一體」，舉例來說，馮光遠為何在「市政層級的多元性別政策規劃」的項目上拿到+0.5分，是因為他曾表態支持讓同志伴侶在身分證配偶欄上另行註記；而柯文哲之所以在「對同志社會處境的認知」的項目上取得-0.5分（優於連勝文的-1分），則是因為他過去曾在「同婚」議題上表示自己棄權，最近則表態支持，顯示為肯學習、有進步空間。換言之，洋洋灑灑三項評比標準，其實三項都是萬流歸宗地回到「同婚」的唯一主題上。

評比的今昔對照

事實上，同志社群每逢選舉透過組成「同志觀察團」來針砭候選人已經是長時間的傳統，從1995年開始，在至今將近20年間的各場大小選舉中幾乎都未曾缺席[1]。然而，在過去多場選戰觀察的紀錄中，卻從未發生單單僅針對「同婚」作為唯一評比標準的狀況。就以2006年直轄市長／市議員選舉，由同志諮詢熱線及性別人權協會所組成的「選舉同志觀察團」來說，當時觀察團提出了正面與負面名單，其評比標準就包含了六大項，諸如（一）民政預算：編列固定年度預算推動「同志公民運動」；（二）教育文化：積極協助校園內因性別或性傾向而處於不利處境之學生；（三）警政法規：要求警方停止騷擾同志空間、不當臨檢搜索與違法釣魚辦案；（四）社會福利：保障同志伴侶之安全與自主；（五）勞工法規：公務體系帶頭推廣性平教育，防止轄下公／私部門之就業歧視；（六）衛生保健：醫院系統保障同志伴侶可簽署手術同意書與病房探視。

兒少保護與虐猴者的共相

高雄壽山獼猴遭男子以棍棒毆打的慘忍畫面令人怵目驚心，雄猴口鼻冒血並掙扎的影像先是在網上流傳，經媒體揭露後攤開在全體大眾眼前。根據影片拍攝者說法，施暴男子辯稱自己並非故意毆打獼猴，而是不滿該雄猴「欺負雌猴跟小猴」，所以才給他一點教訓。格外令人注意的是，施暴者的辯詞，只要在理解上把猴替換為人，竟與當前公民社會「保護婦幼」或者「保護兒少」的邏輯如此一致：施暴者不願理解猴群習性在先，卻硬要以一己之主觀認定，強行介入猴群的行為互動，又試圖以「保護雌猴跟小猴」之說詞，正當化自己的支配與暴力慾望。

才不久之前，日本著名動畫節目《變態王子與不笑貓》遭北市議員指控不宜兒童、物化女性而要求禁播，引發動漫團體抗議，動漫迷認為，不應為了保護兒童而懲罰成人、限制成人的閱聽權力（相關報導）。其實，類似的爭議近年來屢見不鮮，像是知名動畫《海賊王》，甚至像是《哆啦A夢》都曾遭到兒少與家長團體投訴，要求加註警語、進行畫面塗改（馬賽克），甚至直接下架禁播。在保護兒少的大旗之下，各種媒體再現被嚴厲分級與綿密的監控，嚴重緊縮成人的閱讀自由和溝通自由，性的再現（色情）更經常成為主要的熱戰地帶。

2011年底，在兒少保護團體與婦女團體的力促下《兒少法》修法更名為《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三讀通過，原先舊法中對於「妨害身心健康」的出版品（凡暴力、血腥、色情、猥褻等皆包含在其中），從過去的平面與影視媒介擴張到遊戲軟體和網際網路。除舊法配套《出版品及錄影節目帶分級辦法》外，新法又增立《電腦網路內容分級處理辦法》，未成年人口過去在實體媒介中難以取得情色資源，還可能透過網路技術覓得一絲空隙，都在新法中遭到全方位地箝制。

去年（2013）秋鬥遊行，由動漫迷組成的「動漫向上推廣協會」曾在街頭抗議中嚴詞批判保守派將日常的庶民生活以及娛樂幽默，一概打為無法容忍的色行，是「多數對少數的文化壓迫」、強迫眾人遵守整齊一致的道德標準，並率眾高呼「反對性恐慌」的口號，主張應該教育未成年人正面積極地看待性、而非消極否認。

以兒少之名箝制成人

以「保護兒少」之名出發的各種監管措施，往往監管的對象卻更指向了成人，畢竟無論實體或者網路媒介，總能夠以「兒童有機會接觸到」為由，要求下架或予以懲處。同樣的實作邏輯，在性交易相關規範中也是如出一轍，在宗教與婦女團體推動的《兒少性交易防治條例》中，只要出現任何疑似「性邀約」的訊息暴露在網路上，不用涉及金錢交易、也無須交易事實，單憑文字訊息本身，即可致成年人於罪，理由便是「兒童有機會接觸到」。

何春蕤在《台灣性別政治的年齡轉向》一文中曾分析台灣的性別政治話語，在性別與年齡兩個軸線的交錯歷程。過去主流女性主義總將「女性」想像為無辜的、無力的、弱小的與亟待保護，必須實行各種保護措施等立法與援助。帶著如此性別想像的「性別主流化」工程中，於是把社會各部門的實作都予以「性別化」，重新盤整部屬資源的分配，在各級機構中設置性別平等相關委員會，以生物─生理男女二分作為唯一指標並排除其它社會差異，使優勢女性與有條件進場與國家機器進行協同治裡的婦女團體成為「性別主流化」過程中的最大獲利者。

曾昭明〈從餿水油事件到食品業的「公民經濟」〉之批評

曾昭明在想想寫了篇〈從餿水油事件到食品業的「公民經濟」〉[1]，看完覺得有必要close reading一下。先說本文其實提對了一個關鍵，就是政府缺乏管制的問題，這裡可以參照上一篇轉引陳信行文章中的一段概哏，已經作了很精確的總結了：「當代台灣對工業的各種管制措施，傾向於授權私部門「民間」企業與機構認證、檢驗、稽核，而非由公務機關為之。這反應了雷根、柴契爾以來的新自由主義思維在台灣廣泛被接受的程度。」[2]不過，面對眼下食安風暴，國家如何加強管制，如何令國家實現之，這不只是方法與制度的問題，也牽涉到整體國家性質，也就是國家機器根本上從屬於資本家的問題。

在解決方案部分，曾文主要的篇幅在於提出「社會性自律機制」。簡言之，他批評在上述的新自由主義思維下，食安乃至於一切工業管制標準，傾向於交由業者自律，例如GMP這樣的「自主性管理制度」，這裡的「自主管理」意思就是產業自律，通常也是產官學的共犯或分贓結構。直到這裡為止，我是同意曾文的批判的，但是接著他提出，GMP這類自律認證只有經濟部跟產業界這是不夠的，還需要納入消費者、中小企業與店家，這樣才能「結合消費者的道德消費力量」以形成「社會性的自律機制」，就實在不值一笑了。

當然，曾文的標題就已經提示了「公民經濟」，因而當然是以「公民社會」作為一個行動設想的基本單位，問題在於，所謂加入消費者審議，當然不會是如你、我這樣的個別消費者，因為公民社會本身就是一個需要透過各種NGO、NPO...等等NXO來予以中介的場域，例如，就像是曾昭明本人擔任執行長的「企業社會責任協會」那樣。因此，綜合來看，當曾昭明一面批評所謂產官學結構的同時，他接著的提案其實是要讓分食的餅可以做大，或者換一批人分食。

小農與工匠

對我來說，那種訴諸返樸歸真想像的小社區、小農作，本來就不會是什麼替代出路。這不是在批評個別「消費者」，甚至也不是批評「經營者」，因為在現有社會所給定的條件底下，人要愛開什麼店、愛消費什麼產品，本來就是你的自由（對，自由，我還當真礙不著你），所以，各路小雇主以及「良心商品愛好者」，真的不用這樣委屈才是。

但是，這跟你要把自己的營銷行為、說成是某種出路，或所謂替代方案，是完全的兩回事。尤其是這類人總愛把所有批評指向所謂「大規模生產模式」，於是大規模＝資本主義；而小規模＝反資本主義。這真的是很荒謬的簡單二分。

就以我自己目前工作的地方來說好了，作為媒體機構，苦勞網的確可說是由內部勞動者集體共享，完全沒有「資方」這個角色，但即便如此，我也從來都不可能會說，像我們這樣的獨立媒體可以作到「替代」主流媒體。因為真正的出路只能是大機構媒體工作者的團結、組工會，奪回勞動果實的分配以及媒體編採產製自主，而不是打散所有人，全都要變成獨立媒體，或公民記者，然後說四大報讀者是「共犯」，才叫「進步」。

無論小農、獨立書店、或者什麼鍾愛著「小」的、手作的、有機的東西，香港那些搞什麼社區文藝商店等等，凡此種種經濟體，佔人類整體經濟活動的比例事實上就是很低，而一旦大起來卻又自己絆腳地「大規模」了；於是，它們作為填補或者一種「另類選擇」是成立的，但要說是「替代」，根本就差得遠。再來，凡是以小規模設想的經濟單位，更別提有什麼勞動者團結的可能，然後現實中大家就是一直以「認同理念」為由，自我剝削投入各個低薪的勞動現場。

真要說「抵制」或「拒絕」什麼，我覺得就是要抵制當代消費社會下把人的能動化約為「消費者」身分這樣的預設。這種以「購買什麼商品」來回推認定消費行為是否「有良心」的思維，在過去根本就不可能存在，而如今，吃麥當勞是共犯，吃巷口麵店就是反資本主義，對我來說根本經不起辯論的，滿足自己的浪漫田園鄉愁罷了（不要全盤否定我們小小的努力）。對這個化約的拒絕，就是我的「一點點小小的努力！」

張翠容與伊朗式民主

張翠容在節目上介紹伊朗的制度與實況，與她的實地採訪經驗，竟被網友批是「護航伊朗」（以間接護航香港選制），再暗示她「親共」，真的離奇至極。

前港英總督彭定康批香港選制是「伊朗式民主」，本來就是方便借用了整個西方世界集體地對於伊斯蘭世界的抹黑與定調，只是個「拿來主義」，誰還管伊朗的歷史與現實為何呢。總之，作為「集權」、「專制」與「神權」的三合一象徵，今日伊朗明日香港，豈能不義憤？

講來講去還是自家事，只求本地情緒動員能到位，別充作關注伊朗了。

隱私的邊界：觀看建中生裸照的若干視差

建中學生裸照外流風波引起熱議，如許多爭議事件般，輿論呈現出兩極化的態勢。一端是譴責當事人操守，質疑「為何要拍攝裸照」、「敢拍就別怕人看」云云；另一端則傾向將當事人看作是隱私遭洩的受害者。兩個端點的看法對於「隱私」有著完全相反的界定，前者侵犯、後者護衛，但是，對於公共／隱私間的界線，卻曖昧地達成了某種共識。

根據目前媒體上流傳的諸「事實」層面，按照建中生父親報案時的說法，當事人確有拍攝情慾自拍，但僅分享給一名年約20歲的男網友；隨後這些照片被發佈到某男同志論壇；接著，又被轉載到臉書「黑特建中 CK Hate」粉絲頁面，並以「這學弟太出風頭了」為題，附上情慾自拍的連結，全案才開始在各大媒體曝光，並得到矚目。

有意思的是，上述這個事件流程在許多媒體報導再現的過程中，卻被還原為「照片遭駭」，亦即，拍攝者並無意願與任何人分享，拍攝後原封不動地留存在自己的裝置（手機、相機、電腦D槽...）中，而被動地遭外力（駭客）強取曝光。不少聲援當事人的說詞，也一再重申強調了這種說法，當事人的自拍，屬於隱私的保護範圍，他人無從置喙。

假使是面對駭客入侵，該當聲援隱私保護，確可說是一底線的捍衛，然而，單單只把裸照曝光視為是對「隱私」的侵害，卻可能造成若干視差，首先，它無法貼近裸照拍攝行為的情慾主動性。我們可以從「底線」之上，在公共與隱私之間，程度不一的模糊空間開始談起。

不妨做如是想，一個人將自身的性愛裸照，刊登在網路上，無遠弗屆地同另一空間的網友、或數名網友分享交換；交換的渠徑與目標，其實總有著寬窄不一的細分，絕非簡單的公共與否可以窮盡。舉例來說：（一）透過Skype與個別特定網友交換性愛自拍；（二）在諸如LINE，或已逝的LINE Cafe+ 等各種社群自發的性愛約炮群組中，在數十人到數百人不等的公開範圍內，分享性愛自拍；（三）在例如TT1069等男同志論壇上，對特定屬性卻難以計數的社群網友分享性愛自拍；（四）在臉書上不限對象地公開分享性愛自拍；（五）藉由轉載報導，在《蘋果日報》與全國民眾分享性愛自拍。

蒼白的烏托邦補遺

即便不說《記憶傳承人》是反共文學作品，它至少也是清楚的彰顯了一種美式個人主義與自由主義的政治倫理想像。作為暢銷的兒童讀本，以及美國中學生的課堂指定讀物，扣除掉情結與手法等技巧，究其內涵其實非常公式樣板。

這是我之所以原先把影評標題定為「蒼白的烏托邦」，而不會是「完美一點也不美」的緣故，後者是作品（無論小說或者電影）希望觀者接收到的訊息，但這卻恰是我所不願意附和的。「蒼白的烏托邦」因而可以有著雙重指涉的模糊空間：一、是劇中呈現的蒼白理想社區；二、是如我文末所說，作品本身所暗示的人性實現以及政治倫理在現實中仍舊是蒼白。
當然，我無意否定這部改編作品，甚至可以說觀影過程還挺娛悅的。值得推薦給大家在週末假期前往戲院欣賞（在你看過《盲》、《露西》還有《萬惡城市》之後）。

行天宮撤香爐的幾點筆記

#1 心靈的信仰跟意念，與肉身操演及社會儀式，很多時候無法一刀切分，不只是前者透過後者而得以實現，而是儀式本身已經成為信仰構成的一部分。所謂「心誠則靈」的「回歸信仰本質」論，恰好就是十分暴力地把兩者分離，並冠上信仰是本質、操演儀式是表象，這樣的表裡區分。

#2 許多人面對到大型開發建設時，都會非常注重鄰里社會關係、經濟網絡與庶民生活的步調等等，反對諸如大商場、工業區等機構切斷打亂了原有的社會肌理。然而一旦面臨「環保」這樣一種道德正確及政治正確的說詞時，大夥的眼光就迷離了，上述種種也立刻棄如敝屣。廟宇周邊攤商、小販既有的生活彷彿都可以立刻被直接掃除（或許接受政府福利，輔導改行吧！）

#3 那麼，環境保護話語何以成為一個至高無上的律令、總是絕對正確與進步，大刀一揮便立刻將經年累月的「焚香」儀式打入傳統、落伍、不環保的歷史陰影底下？並且，「壟斷了所有正面符碼與話語，具有相當高的正當性，若與之抗衡便彷彿與保守派同一陣線，令人自慚羞愧」（卡維波）

這也關係到道德進步主義的「普世」想像，從而，包含環保與綠色生態話語在內，其他還有像是性別平等、代議民主...等等，這些「進步」話語，彷彿可以在任何時空環節都註定是「進步」的，而非相對於特定歷史社會。

記憶傳承人──蒼白的烏托邦

──2014/8/29刊登於《娛樂重擊》

有不少作者都嘗試透過他們的作品去揭露世界不公，進而指出一個更美好世界的可能性，然而《記憶傳承人》（The Giver）卻是一部完全顛倒相反的作品。

改編自兒童作家露薏絲‧勞瑞（Lois Lowry）的同名小說。故事設定在未來世界中某個「同化社區」，那時世界上一切自然元素都已成功被納入人類理性與技術的測量規劃：一切安穩妥當，沒有災難，沒有威脅和危機，各種可能的意外風險都被預先估算並排除、氣候能為人工所精確控制、農作也再無需看天吃飯。

這社區自成一內在封閉體系，諸部門日夜分工運作，社會集體從而維持著有效而規律的循環。社區所設下的各類條條框框，預先安排了普遍大眾的生活：整齊一致的作息、飲食、禮節、日常語用，假使放長時間來看，甚至可說是整齊一致的人生週期。而透過同樣整齊一致的資源分配和生活條件，計劃性與公有制為基礎的的經濟模式，同化社區中人與人之間，也除去了階級、膚色、族群的區分，沒有壓迫、剝削、掠奪，以及現代社會中經常呈現出的諸多不平等。

然而，在這表面理想寧靜「烏托邦」之上，劇情真正闡述的則是它的代價。有別於小說，電影從開場就利用黑白色調清楚定義了這個「烏托邦」，逐步顯示其中人性、自由與情感的喪失。並且，同化社區裡頭的人們不被允許擁有記憶──美好的、不美好的，一切的記憶。一如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曾說的：「誰掌握過去，誰就掌握未來；誰掌握現在，誰就掌握過去。」劇中唯一破例被允許習得過往記憶的男主角喬納思（Brenton Thwaites飾），則同時是掌握現在和改變未來的關鍵角色。

關於新北市吸菸檢測

新北市準備對學生進行抽菸檢測的事情，除了是於法無據外，還有件事值得釐清。反對這項政策的朋友，有提出一個說法，指依據《刑事訴訟法》，呼氣檢測需經過法官或檢察官的許可，因此，若老師與教官未得許可，學生可以拒絕。

這裡存在一個基本的錯誤，就像是柯震東在大陸吸食大麻根本構不上刑事犯罪，就沒理由要求他走刑事訴訟程序一般；《刑事訴訟法》的規定，針對的本是已受拘提或逮捕的犯罪嫌疑人，所以問題根本不出在法官或檢察官是否許可，而是，這條規定根本不適用於非刑事犯罪的一般人，當然也就不可能適用於本案當中，由校方逕自認定的所謂「有吸菸紀錄」或「疑似吸菸」之學生。

所謂「依法行政」，意思不是說法律沒規定不行的政府都能做；而是相反，是要求政府必須經過法律授權，否則不能作成合法的行政行為，這是「法律保留原則」。新北市教育局今天搬出一堆「為孩子好」的行政解釋，卻講不出一條法律去授權它進行學生吐氣檢測之醫療、健康個資蒐集，還搬「依法行政」來擋，根本是掌自己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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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 上午TPP的研討會場子，美國商會代表也是口口聲聲「為孩子好」，什麼開放經濟自由化、創造工作機會，為孩子許下美好未來；簽訂TPP，保障智財權，促進藥廠投資研發，孩子的病才能獲得醫療...。一個panel重複不下十次。

我覺得「為孩子好」才是真正的髒話，比「FUCK」更髒，美國商會代表竟然膽敢把這種詞彙帶進中華經濟研究院國際會議廳這樣的莊重場合，實在是不像話！

柯文哲與性別意識

雖然有點遲，但還是想回頭補罵一句，我覺得那些去講郭台銘點名林志玲參加冰桶挑戰是「物化女性」的人，真的是無聊透頂。我真想知道，對於林志玲後來大方接受郭台銘的點名，這些女性主義者要如何用她們的理論來進行解釋，難道只能同情林終究是屈服於郭的男性淫威了嗎？

林志玲模特兒出身，三天兩頭走伸展台，扛著「台灣第一名模」招牌轉戰娛樂圈一直仍是公眾焦點，要如何應付來自四面八方的「男人投射的慾望」，我以為這根本就是她的專業。以情慾作為打造並掌握自己身體的資源，並當成與外界互動競逐的籌碼，模特兒幹得不就是這行嗎？要論及「男性凝視」與什麼「意淫暴力」，林志玲比起這些把女性主義掛嘴上的人要來得有經驗多了吧，一跳出來就把人家當成需要保護的弱者，開口閉口要替人家解圍，還真不知道是哪來的自信。

民進黨婦女部主任林靜儀說，「女性在這一個活動中，竟然被賦予的是『暴露身體讓大家看高興』這種角色...提出強烈譴責」，然而，那些樂於「暴露身體讓大家看高興」、而且自己也很高興的人，恰好就是這類女性主義者永遠的照妖鏡。

這解圍看似是要替女人說話、警告男人，其實警告的同時也是女人，警告她們非得（像我們良婦般）自愛、惜肉，否則就是男人與父權的幫兇，換言之：不當義女、便作婊子。前兩天白靈也參加了冰桶挑戰，白色背心淋濕後呈現透明，雙峰凸起露點，有網友大讚畫面誘人卻也有人譴責她不知檢點。我們要捍衛白靈，自信豪爽如她，郭台銘佔不到便宜，林靜儀也是。

林志玲與白靈

雖然有點遲，但還是想回頭補罵一句，我覺得那些去講郭台銘點名林志玲參加冰桶挑戰是「物化女性」的人，真的是無聊透頂。我真想知道，對於林志玲後來大方接受郭台銘的點名，這些女性主義者要如何用她們的理論來進行解釋，難道只能同情林終究是屈服於郭的男性淫威了嗎？

林志玲模特兒出身，三天兩頭走伸展台，扛著「台灣第一名模」招牌轉戰娛樂圈一直仍是公眾焦點，要如何應付來自四面八方的「男人投射的慾望」，我以為這根本就是她的專業。以情慾作為打造並掌握自己身體的資源，並當成與外界互動競逐的籌碼，模特兒幹得不就是這行嗎？要論及「男性凝視」與什麼「意淫暴力」，林志玲比起這些把女性主義掛嘴上的人要來得有經驗多了吧，一跳出來就把人家當成需要保護的弱者，開口閉口要替人家解圍，還真不知道是哪來的自信。

民進黨婦女部主任林靜儀說，「女性在這一個活動中，竟然被賦予的是『暴露身體讓大家看高興』這種角色...提出強烈譴責」，然而，那些樂於「暴露身體讓大家看高興」、而且自己也很高興的人，恰好就是這類女性主義者永遠的照妖鏡。

慈善家：裸妝的與艷抹的

「冰桶挑戰」在台灣未見退潮，媒體上過度密集的報導和新聞曝光量，也逐漸開始引發批評聲浪，然而，在這些批評意見當中仍有若干層次值得商榷，首先便是所謂的「冰桶模糊了慈善焦點」。

19世紀愛爾蘭作家王爾德（Oscar Wilde）曾在《社會主義制度下人的靈魂》（The Soul of Man Under Socialism）一書中寫道，「最壞的奴隸主就是那些仁慈地對待奴隸的奴隸主，他們的做法妨礙了那些受奴隸制壓迫的人去認識這種制度的可怕之處，還能獲得那些盤算實行這種制度的人的理解」。批評「冰桶」模糊慈善焦點的意見是避重就輕的，因為，當問題的關鍵恰好就出在「慈善」本身，而它早已成為近代資本主義社會下經濟運作的必要組成，同時是導致社會不平等持續循環的元素。此時，不將批判準頭，指向那阻止社會結構變革、避免痛苦不再發生的「慈善」，恐怕才是真正的「模糊焦點」。

例如，葉宇軒的以他罕病患者的經驗寫下了〈冰桶挑戰：失真的道德虛榮〉一文，揭示了以慈善為名的同情，在施者與受者間存在著「永遠無法克服的距離」，而逼視這個距離，同時也將質疑慈善家雙腳所站立的道德高地。本文在刊出後立刻引發諸多謾罵回擊，包含批評身為罕病患者的作者「自憐自艾」、「不夠正向」，甚至直言「捐款者沒有幫助你的義務」並批他「不知感恩」等等。這些無情說詞對照近日持續攻佔新聞版面的善心風暴與慈善團塊，實在讓人不忍卒睹，然而，卻也正是透過這些發言，得以凸顯了一個不能夠更真實的真實──「慈善」之利他主義的運作，有著如何嚴苛的施行條件。

冰桶挑戰：痛苦的失真

美國名流圈近日興起「冰桶挑戰」（Ice Bucket Challenge），參與者要將裝滿冰與冰水的水桶往頭上倒，將戰績與過程錄下並上網分享，再點名另外三個人接受同樣挑戰。被點名者，可以作出是要在24小時內接受「冰桶挑戰」，或者捐款100美元給美國漸凍人協會（ALS Association）的選擇。當然，多數名流在選擇挑戰「冰桶」之餘，仍然同時解囊捐款。

整起活動在全球媒體與社交網站引爆熱烈討論，包含臉書創辦人祖克柏（Mark Zuckerberg）、微軟創辦人比爾蓋茲（Bill Gates）、蘋果執行長庫克（Tim Cook）、亞馬遜創辦人貝佐斯（Jeff Bazos）等人皆共襄盛舉，比財力也比創意，可說是為近年來國際慈善活動創下新紀錄。此舉隨著西方的傳播也直達台灣，無論是台北市長參選人連勝文、柯文哲，或者國發會主委管中閔皆未缺席，一時之間，眾人放下平時的嚴肅拘謹，在鏡頭前嘻笑做樂，直呼夏天淋冰桶「非常涼快」。

比爾蓋茲濕了，全球媒體也都跟著一同「濕了」。（圖片來源：Business Insider）

《盲》──想像者與她的影子

──2014/8/19刊登於《娛樂重擊》

曾看過一個故事，講小說家在腦中創造許多人物角色，有些被寫出而成為作品，另些則是中途難產，只能作為一種半路的思緒與點子而存在，最終被作者本人所遺忘。但那遭到棄置的人物角色其實並未真正消失，他們不甘，他們復仇。

寫字的人與他的所寫，有時或許當真如此。「創作」經常被理解為百分百的原創，彷彿下筆之前一切儘是未知，然而，如果說被構想出來的人物角色能在被拋棄之後挺身要求復出與名分，是否意謂動筆與構思想像之人，其實只是藉由他的身軀與精神，召喚並帶出另些故存的對象，無論那是情感與慾望的形構，乃至於實存的人或物。

剛赴戲院看了《盲》的試映，這部片的故事主要藉由交錯呈現兩對人物關係與情結來帶出：目盲的女主角Ingrid與她真實生活裡的先生Morten；以及Ingrid藉由想像創作而成的另一對角色：年輕的單親媽媽Elin及她的仰慕者，一名沉迷於線上性愛與偷窺的孤獨男子Einar。

當然，真實與想像的界線模糊，真可若假而假可若真，跨越界線的兩端，Einar與Morten成了昔日同窗，甚至能夠偶遇遭逢。想像者隨時地改變心意，也反映在場景畫面的斑駁與跳動，此刻與那時，兩人對望，卻分別位處於不同背景，座落在想像空間的裂縫，也是想像者的猶疑不決。

同想像力鬥爭

法國六八學運喊出的「讓想像力奪權」一語曾令我目眩神迷。然而放眼今日，當人人開口說話已無需再講求證據與事實，一切全憑想像的時候，我們赫然發現想像力早已掌權，該是時候同想像力進行鬥爭了！

冰毒

我不討厭沉重的、帶有複雜議題背景的電影，但當真難以喜歡刻意停滯緩慢的鏡頭，重複又瑣碎的人物對話，以及對話和對話間過度的空白。

《冰毒》要呈現緬甸常民不閉門戶地隨意聊天、以及普遍人家的生活與經濟匱乏，不需要真的透過三場幾乎節奏一致的場景來表現；要凸顯scooter taxi生意難作，車站遍尋不著顧客，也不用真的讓男主角在車站繞個十幾分鐘鬼打牆。

電影的時間寶貴，短短一兩小時就得說足角色人物在劇情裡幾天、幾週、幾月，甚至幾年的故事，怎麼流暢濃縮卻又不丟失關鍵細節，就考驗著手法和技巧。但本片的若干片段，卻讓我幾度產生戲裡戲外時間感與時間尺度幾近同步的錯覺，實在是過於沉悶了些。

唯初次KTV唱歌場景，女主角向店外的男主角招招手，示意他過去，將圍巾圈住他的頸子，接著舞動自己的身體，是全片最引我入勝的情慾高張的場景。底層的人民儘管生活苦悶匱乏，但這悲苦與愁煩卻不盡然總是生活的全部。壓抑之中有樂趣，有小人物努力掙來的一丁點樂趣；悲苦片，如果只看到悲苦，只見著片末倒臥在血泊中死去的牛，而看不到樂趣，太對不起這些小人物的努力。

性別的國族

先前曾經閱讀到南地（Ashis Nandy）有關「國族的性別」的討論，忽然有一隨想，反過來問，有沒有「性別的國族」之可能呢？意即，「性／別」這個範疇，不只是「性別」與「性」，不只是男、女、（不）男（不）女、同性戀、異性戀...等等等。

舉例來說吧，在匿名交友或者隨機視訊網站上，經常會先問ASL作為彼此自我介紹的開頭，其中A是age，S是sex（有時是sexual），L是location。人們就按著一一答覆。例如：21/M/tw（嗯...有時候會少報一點年齡），性別的部分就比較複雜，多數人還是會以M/F來作表示，不過，有時候在「自己人」的圈子或網站上，則會直接以gay/bi及類似的其它說法來替代，例如21/bi/tw，諸如此類。

但是gay/bi就足以描述我的性／別了嗎？

這讓我想起一個經驗，許久之前某次視訊，對方（一個英國人）劈頭就問我是不是oriental，據說這個詞在美國有歧視意味而在英國沒有，但總之，就字面上來說，oriental或許也類似於中文色情片語境下的「亞男」吧。我就忽然感覺到，「亞男」似乎也是我性／別描述的一個必要成分，或者換作比較羞恥一點的講法，也可以說是「亞洲弟」。

稍講遠一些，在中文世界男同志圈的「哥／弟」區分下，我對自我的期許與我所慾望的對象，其實一直是挺貼近的，就是不善言詞、害羞靦腆、時而笨拙的那種「弟」，我喜歡我自己的樣子，與我所喜歡的對象，兩者的形象其實是差不多疊合在一起的。當然，理想與現實又總是有些距離，例如我對自我的打造就還挺失敗的，畢竟我沒那麼不善言詞，也沒那麼害羞靦腆，這種事情真是一開口就裝不來（在線上用電腦打字而不開麥克風的話或許倒還能一搏）。

「我」為何拒絕Jason的道歉

（與洪凌合著）

痛罵桃園客運司機的「洋男」Jason今天（8/8）下午3點在派出所前公開道歉，道歉內容主要是自己中文不好以致溝通困難，於是藉由發脾氣來傳達意思、已經深刻反省並表示高度歉意。

他的說詞挺合理、態度很有誠意，道歉後也與當事桃客司機陳金積相擁和解。但是，恕我們無法接受他的道歉，理由是，我們當真不解他究竟為何必須向我們道歉。當事司機要提告、要洋男向自己道歉，甚至主張洋男必須給「全體桃客司機」一個交代，這都還說得過去。但究竟為何要他向「全體國人」道歉？大眾的「關心」，合理範圍頂多只限於「洋男」是否妥當地對「司機」表達了歉意，但憑什麼因為「大眾都很關心此事」，所以「大眾」就必須「被道歉」？

對我們而言，「拒絕私下道歉、要求公開道歉」這件事情，從頭到尾就是民粹暴力，是媒體與（太過）熱心的大眾所共同設下的戲臺，逼著兩造當事人在鎂光燈前上演一齣和解劇碼。大眾的「熱心」，說到底，並非真正在意「司機」是否在此事件中得到合理待遇，當然更不可能對於這起「準工傷」事件背後集體司機（全體桃客司機）的勞動條件有任何關注，而只是為了服務自己的義憤衝動，滿足糾眾討伐「惡人」的歡快感，這種義憤衝動，同「洋男」在車上所表現的暴力衝動，又有多大差別呢？

主場新聞的言論自由

我覺得《主場新聞》收掉這題，基本上就是加盟店被直營店給擊垮的同樣邏輯。香港反共言論市場正夯，資金也像盤商一樣層層轉包，過去黎智英把錢轉手過給《主場新聞》，眼看紙媒萎縮前景有限，未來網路才是金雞母與輿論靈活主導的中心地帶，當然調整資源接手回去自己做。《主場新聞》一收，蘋果社群資訊網行政總裁李兆富就推出新網站《全民媒體》，反共言論市場供需的輪廓已經清晰可見。

開口言必稱言論自由，試問這言論自由的物質基礎為何呢？來自美方的資金透過緬甸投資白手套洗一圈，然後藉由黎智英支持泛民，以及各種（號稱獨立的）泛民新聞宣傳部門，這樣的「言論自由」是不是老早也就預先封閉了「自由」的指向與其條件？這樣的「言論自由」何以倫理、又真有多大程度的「自由」呢？

黎智英縮減投資後，百分百持股《主場新聞》的老闆蔡東豪老兄一人說關門就關門，不僅如此，還把過去文章全都給撤了，從作為「言論自由」骨幹的基層新聞工作者之「自主性」的角度來看，已是一大笑話。

臨走前，蔡東豪黑影幢幢的「我恐懼」，再明示暗指「中國因素」，雖說矯情，卻也頗令人動容。美國老大哥重返亞太，小老弟們也要拼業績，業績不如人，只好下台一鞠躬，下台前奮力一搏，是犧牲打，也是鞠躬盡瘁了。

不完整男人溥儀

1931年九一八事變，日本侵略東北扶植偽滿洲國，當時溥儀的皇宮如今是偽滿皇宮博物院，也是中國大陸對於帝國侵略歷史教育的一部分。穿梭在各路旅行團導遊與解說員之間，我特別注意到一套他們絕不會講漏的解說公式：溥儀是個性無能，是個「不完整的男人」，並且還是個同性戀。

詳細的故事，包含諸如皇后婉容被冷落多年（15歲起夜深孤單抱娃娃入眠云云）；溥儀無法同愛妃文繡行房、沒能產子，文繡主動提起與他離婚（得不到一個女人應有的待遇云云）；溥儀還患有腸疾，總坐在馬桶上批公文，也是件不大光彩的羞恥事兒（說是「批公文」其實也只是個過場，因為實為日本傀儡）...如此一來，一個不完整男人─同性戀─還患有腸疾─的漢奸，就構成了我遊走在皇宮短時間內對溥儀得到的綜合印象，解說中對溥儀的負面評斷，隱約地在國族敘事當中雜揉了性別的想像。

實習生的勞工身分

實習生的勞工身分，說特殊其實也不特殊。「學習與工作難二分」或許是事實，但這同企業支不支薪根本沒有關連。最簡單說來，「難二分」的意思其實也就是肯定了兩種性質的同時並存（學習＋工作），就學習而言，實習生具學生身分；就工作而言，實習生有勞動事實與勞動成果，具勞工身分，兩者本來就不互斥。

這種答案顯而易見的爭論，實務上卻經常走向一個死胡同：指摘實習生缺乏經驗、勞動成果不佳，而實習單位還得額外加派人手來「指導」實習生，因而，實習生妄想拿錢也就看似顯得貪心甚至奢侈了。

這可分為幾個層次來看，除了如林柏儀所說，企業本來就必須花心力來「帶菜鳥」，同支薪與否無關以外，背後其實還是勞動力再生產的整體成本配置問題。在當前的社會現實底下，大學等教育機構替企業培植勞動力，負責供應源源不絕之「訓練完成」的勞工予企業使用。而這訓練的成本，主要又是由學生的學費支應，而學生的學費則主要來自於他們（勞工階級的）父母。換言之，我們可以如此總結，就總體而言，勞動力再生產的成本是被勞工階級吸收了絕大部分，而資方則根本可說是雙手一攤地坐享其成。

因此，這裡涉及的當然不只是實習制度，而更是整個教育與學費制度的想像。我們今天在爭論企業面對實習生是否「負擔了額外成本」時，都必須先認識到，這些所謂的企業之「額外負擔」，原先就是在一個不平衡的、扭曲的勞動力再生產成本配置的基礎上發生的。

環保話語的「處女」想像

──2014/7/18刊登於《天下獨立評論》

私立貴族學校薇閣欲擴建，申請變更北投保護區土地為文教區一案，遭到環保團體抗議，近日驚傳薇閣董事長李傳洪離譜失言，指擴建預定地「不是處女（地），已是得愛滋病三期的站壁老妓女」，形容該處環境已嚴重污染，應透過開發得以重生。消息傳開，有網友諷刺李傳洪的發言是集合了「處女情結」、「娼妓職業歧視」與「愛滋汙名」的「三種歧視，一次滿足」。

李傳洪的失言是再明顯不過的，誇張惡質程度近來大概只有北市都審委員張吉宏的「公娼還能活多久」論差可比擬；然而，假使攤開長期以來環境保護話語當中，無論來自於環團或者是媒體所經常應用的「（保護）處女地」一詞，本身所蘊藏的歧視意涵，媒體與網民越是精明地指認出李傳洪之惡，卻反顯出對另一端點的麻木與無感。

簡單說來，「處女 vs. 愛滋站壁老妓女」這組名詞的語用效應其實是一對稱等式，彼此相應相生，缺一不可。「處女」意象越是珍貴、聖潔而需要極度保護，也就越是反顯「愛滋站壁老妓女」之可鄙可憎，後者的污名正是源自於前者被冠上的尊榮不凡。假使「處女」只是個客觀描述語詞，例如用以定位尚無性經驗的女子，或者特定未經開發之土地，那倒也無可厚非，偏偏在實際的日常語用當中，「處女」話語卻又總是帶有道德與規範性的意涵，象徵著需要被守護與保持住的那份神聖與純潔，而「開發」處女，則是不道德的。正因如此，「處女地」也才順理成章地能夠成為環境保護的話語：因為女人當守貞、而處女（地）則當拒絕開發。

愛滋個管師與樂生指導員

看到黃道明對愛滋政治中的「個管─列管」體制提出批判，遭到個管師與醫療實務界的抵制與反彈，其實感觸頗深。樂生的抗爭經驗裡，過去也經常碰上「醫療實務」之所謂「倫理」問題，像是指導員（麻風病院中的特殊非醫事角色，負責居家照護及生活輔助工作等等）或者醫師，幾乎都反對老人家抗爭，理由則是這的那的「為病患好」的緣故，甚至指控是樂青投射了自己的抗爭慾望在老人家身上（學生利用病患抗爭云云）。

個別的愛滋個管師對於感染者具有關懷與照顧作用，我相信絕對是肯定的；正好比樂生院指導員的角色，同樣是既強硬又柔軟。過去強制隔離的年代，指導員會隨同警方到家中捉人、將病患「逮捕」入院；日據時期，他們負責規劃管理與監控病患的日常作息與行為（詳見《樂生：頂坡角一四五號的人們》）。而到了今天，這些強制性的高壓經過了表面「轉型」，指導員成了關懷者與照顧者或者「助人工作者」，而院民生活的諸多細節，也（一如以往地）經常需要指導員的協助，包含從約診看診到採買東西等等，權力的支配則同樣滲透在這些生活的互動依賴上。

來一份「驕傲華堡」 請問六色或者七吋？

在全球同志驕傲運動時興的語境下，漢堡王近日推出「驕傲華堡」[1]，六色彩虹漢堡包裝內寫著「我們裡面都是一樣的」（We are all the same inside），表態力挺LGBT；再搭配常見的、真偽難辨的「（假）實境秀廣告」作為宣傳，成功賺人熱淚並贏得企業形象。

就商業與貨幣的邏輯而言，只要你願意掏錢買漢堡，作為消費者，很自然地，「我們裡面都是一樣的」。這或許是一個普遍面向的問題，運動不該仰賴企業與資本家良心，但若他們偶爾願意做些剛好符合自身利益的「好事」，也無須執著於刻意在此反對。

然而，「我們」真的一樣嗎？若不是藉由將那些「實在不一樣」的個體予以驅逐排除，如何能夠聲稱「我們」是與「你們」一樣的？真正嚴肅的問題是，全球同志運動對於「正常」之名份與認同追求的集體狂熱，究竟是以什麼為代價？Scot Nakagawa的這段描述，至今是相當好的註解：

「我們」不應遭受歧視，因為「我們」和「你們」都是一樣的，而同那些和偏見與歧視聯繫在一起的「他們」是不一樣的。[2]

「我們」為了晉升上層，追求「正常」的尊榮名份而竭力與「他們」畫清界線保持距離，讓那些具有道德瑕疵的底層邊緣，如婊子花痴多P轟趴一夜情，成為那個永遠無法真正擺脫污名的「他們」，而根本地忘卻「我們」其實（曾）是「他們」的一員，或者「他們」就內在於「我們」當中。而這樣的正常化論述，如今卻在無論是政治（如國家讓渡部分權力協同治理）或者經濟（如友善商家推出友善商品）的過程中都得到助長而無限制地膨脹。

娛樂產業無薪實習

陳逸婷的「無薪實習」專題主要以傳播科系與產業出發，談到像是金星與金馬的實習狀況，如何普遍地、大規模地透過無給薪的「實習」勞動力維持產業的存續。我感覺，整個實習問題背後所反映的，真是整體產業勞動力培育與再生產問題的其中一個環節。

舉例來說，過去娛樂產業要培植一名新人，無論是模特兒、演員，或者歌手等等，首先是經濟公司必須要有星探，需要甘冒選人挑人之風險；接著，公司要投資各種成本，把素人打造成為明星，包含讓新人去學習各種舞蹈、歌唱課程等等；最後，經過了一系列的投資與付出後，公司才推出產品，藉由抽成回收利潤。

而現在，娛樂產業整體的勞動力培植週期已經是扭曲的了，例如像「明星藝能學園」這樣的單位，是讓有星夢的人自己付費上課，經過一系列課程的自我（自費）投資、打造後，才「有機會」雀屏中選得到合作單位的賞識而簽約。由此，娛樂產業在新生一批新的產業後備的成本，已經由（準）勞動者自己預先承擔掉了。而這同時也意味著，勞工的自我打造是不保證最終能有所回報的，但產業界整體則可以在近乎零負擔的狀況下，保證享有新一批的勞動力，甚至還能透過收受課程費用而提前獲利。

這種整體性問題，絕非「個人意願」所能充分回應（例如，我有星夢！我願意自我投資！我願意無償勞動！），就整體的勞工的角度而言，你的無償付出，也下拉了整體的勞動市場價格，因此往往同時是以他人為代價。

彎彎劈腿與多元成家：尋找性／別運動的活水

 ──性別人權協會15年餐會發言（2014/6/14）[1]

我在苦勞網上寫了篇文章《誰欠彎彎一個道歉？》[2]，大家或許看過。這篇文章的主張其實很簡單，就是不只反對譴責彎彎、還要支持彎彎。我的問題意識，一言以蔽之，如果婚姻的結構、婚姻的制度、婚姻的文化、婚姻的規範與婚姻實踐…等等都是值得批評懷疑的，那麼，我們應該肯定、鼓勵與支持這些實際上溢出婚姻常軌的人，並且，把她們看成是潛在的連結與合作對象。

文章刊出後，當然，可以預期的，無論是在苦勞網、蘋果日報或者臉書上，都被滿滿的批評聲浪灌爆：例如「祝」我老婆被人幹、罵我道德淪喪沒有家庭倫理觀念等等，這些其實不值得多談什麼，畢竟本來就是預期會出現的聲音（如果沒有這些批評，彎彎的行為也不可能有這麼大的批評聲浪）。

有些朋友訝異於彎彎的出軌竟能激發出比起早前鄭捷殺人毫不遜色的社會恐慌，但我自己其實倒不那麼意外，畢竟這本是個把（婦女）貞操看得要比人命更重要的社會，在這樣子的社會底下，在面對一婦女不守「婦道」時所產生的恐慌，又怎麼會比面對殺人事件遜色到哪去呢？

家長的升學主義焦慮

十二年國教入學制度爭議引發家長抗議，有家長為了孩子的志願選填與排序問題，在鏡頭前一把鼻涕一把眼淚，家長聯盟甚至喊出「自己的孩子自己救」動員上街。究竟如何理解這股來自家長的集體焦慮與氣憤？說到底，還是階級晉升的企圖或者維持階級位置的慾望使然。在所謂入學制度「缺失」這個表面問題背後，反映的是整體中產階級對於自身前途的無望乃至於徬徨，在看不到其他辦法的情況下，孤注一擲地逼上自己的孩子，也同時逼上自己。

既說是免試入學，卻仍有「榜」可放、可落，十二年國教實為掛羊頭賣狗肉的「假免試」已是不爭事實。但是，我們若不試圖對於這些確實存在且為數不少的追求明星學校的家長（與學生）進行理解，爭辯焦點恐怕就永遠只會沉陷在「政策失當」與「家長觀念」孰先孰後，這類雞生蛋蛋生雞的問題上。

目前為止，市面上針對這群家長連同升學主義提出批判的普遍說法，似乎是提倡某種適性教育的想像。例如就在家長遊行當晚，名嘴林火旺在政論節目上所再三強調的：孩子無需非得成為很會念書的菁英，學藝術、學人文、學一技之長，只要投自己之所好便是人生幸福，而幸福不只一套標準云云。這話說得實在不錯，也正確極了，但他的正確也同時是他的不食人間煙火，因而與家長的慾望恰形成兩條平行線，永遠不可能交叉，也不可能對上話。

「左工」與「世代」時間觀的商榷

──《左工二流誌》系列座談III 發言

今天的座談拉出了一個運動的時間軸：

黨外（1980）─野百合（1990）─樂生（2005～）─新農運（2008～）

這個時間軸的回溯，有別於近年來大家通常較多看到的運動發展史：

野草莓（2008-2009）─反媒體壟斷（2012）─反服貿（2013-2014）


其實，過去在「社運圈」語境中，對於這個以環繞著「中國因素」話語及問題意識回溯式建構起的運動回顧，總是帶著批判與懷疑。若要談「學運」，學運的定義約莫就是以「學生」身分作為其中或主要參與主體的社會運動。此時，「樂生」大概是一個標誌性的事件，經常被提出來，另外還有中科、國光石化、士林王家、華光社區、反核、苑裡反風機、大埔…等等，經常也會在此被提及，用以懷疑「史」的回溯考察怎可跳過、不將之列於其中。

當然，每一種歷史回溯、歷史建構或者歷史詮釋（所謂史觀），背後都有特定的意識型態或者所服務的政治需要，這是很難避免的，人們如何看待歷史，選擇凸顯以哪些歷史經驗作為詮釋的材料，也反映了他們對眼下事物優先性排序的抉擇。

比較簡化地講，台派學生把近年「學運史」的歷史還原為「野草莓─反媒體壟斷─反服貿」其實是有道理的，或者至少，是合乎邏輯的，因為這三個運動恰好形成一個封閉迴路，使這個迴路可以保持完整暢通的，則是「中國因素」。這裡不只是說，這些運動都被動涉及或應用了「中國因素」這樣一個概念，而是說，這些運動在實踐跟操作的過程中，其實也建構起了「中國因素」的現實效果，與它的重要性。

羞辱性言論如何成立

〈誰欠彎彎一個道歉？〉一文在苦勞網文章刊出後，不只一位鄉民在留言處質問我「如果是你老婆討客兄呢？」或者直接要求我「開放自己的老婆給大家玩」、祝我「老婆被人幹」。

作為試圖對文章作者表達不同意的反駁，這類留言其實展示了一個羞辱性言論如何得以成立的條件。在一個（異性戀）單偶制的框架預設底下，他們甚至無法想像有任何情感關係是可能容許自己的老婆與他人發生性關係（被人幹）而不感到羞恥的，因此，當他發現我似乎是一名同性戀者，並且在目前的關係當中並不那麼介意性的開放，也就只能「一點輒都沒有」，更進一步，則反而是我「不那麼有所謂」的態度，才需要被問題化地對待（怎能不在意自己老婆被人幹？！）

誰欠彎彎一個道歉？

部落客彎彎新婚外遇，不僅受到眾家媒體圍剿更遭網友灌爆臉書，再度凸顯社會上單偶制霸權及其強迫性。即便是許多保持「開明」觀點、反對大眾恣意批評的人，似乎也帶著一種潛台詞：性（或曰私生活）應是兩個人的事（或頂多三個人的事），亦即，彎彎如何外遇都與他人無關，她有錯，但只需向先生與家人道歉。

這類說詞雖然經常是以某種「緩頰」的方式呈現，卻其實與許多批評話語相容，例如，在彎彎幾度公開道歉後，即刻有網友回應以「其實你真正該道歉的是你的老公與家人，還有包紅包的賓客」，一時間，人人彷彿皆可代老公與家人對她進行撻伐，當彎彎的錯已經無庸置疑，剩下的便只是批評者的適格性問題罷了，也就是「誰」可以點燃女巫腳下的火種？

我認為，這類緩頰說詞並未直面單偶制霸權的核心問題，而只是藉由將事件的干係範圍縮小，限定在「彎彎─老公─黃大爺（外遇對象）─參與婚禮的親友」的範圍內以迴避爭議，卻沒有解釋，為何範圍內的人就得以譴責彎彎，乃至於何以「外遇」之為惡。對此，有一種更徹底的主張，是把私人感情關係詮釋為純粹的個人「自由意志」之展現，與他人（家庭、友朋、公眾，乃至於感情對象）皆無關，藉此便能繼續迴避「外遇」之可苛責性的辯駁。

張藝謀不如歸去

張藝謀導完京奧拍《歸來》，提醒人們傷痕文學不是過去，如今還更有市場。說是御用導演觸碰文革禁忌不惜遊走政治尺度邊緣，但十年浩劫早成官方定調，搶搭道歉潮列車哪裡還需要什麼道德勇氣？

且戰且走，突擊突圍

名為「巍挺山丘」、「非凡神器」的性玩具在網上推出，相較於網民們所關心的是否為真人翻模的問題，我感覺比較值得討論的是，「性激進」究竟該如何進一步發展論述抗拒收編？

這裡所談論的收編，倒不是特指性玩具作為資本主義下的商品這一性質而論（當然，它也必然是以商品的形式存在並發揮各種正反作用的），而是，在眼下這個反中─反共所支撐出的空間裡，論述究竟應該向何處連結、尋找資源？

正如這性玩具的賣家，也以「支持性權」自我標榜，卻只是讓我感到更多困惑。激進究竟要如何不只是多元中的一元，不淪為繁花地景中的一幫襯綠葉，實在需要有「且戰且走，突擊突圍」的企圖，因應現實的變化持續調整位置與論述。對我來說，要抗拒資本主義全球化的「收編」，具體在台灣，就不得不面對在地歷史的特殊性，包含冷戰與內戰等，更不只是歷史的，還有新的現實變化，例如「中國因素」的話語如何開始被操作與衍生，新的冷戰情勢的復歸，而這些又都具體關係到台灣今日的反中情結。這也是我最近在思考「性激進」未來可能連結對象的一個著眼點。

不過，我也必須提醒一聲，父權體制和資本主義商品文化在收編邊緣論述的手法和速度上都是驚人的。任何時候我們所創出的論述抗爭策略都可能被「消毒」後轉為體制消費的對象，一旦邊緣的說法被資本邏輯拿去和商品的象徵內容串連起來（比方說，用女性情慾論述的自在能量來推銷減肥計畫、化妝品、衣飾等等），立刻便會削減女性解放論述本來的顛覆效應... 

因此，我們的女性主義性解放論述只有且戰且走，突擊突圍...

──何春蕤（1994）《豪爽女人》，頁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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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領袖計畫] 非凡神器
[青年領袖計畫] 巍挺山丘

佔領立院的若干印象

--4/21 PM 6:16--

按照某種自由貿易必然為惡，而反對一切自由貿易就是「進步」的觀點，我們應該慶賀美帝仁慈地對古巴實施貿易封鎖，因為它阻止了邪惡的外資剝削古巴勞工階級。

--4/18 PM 10:22--

工總理事長許勝雄說要「代位求償」285萬元的立法院修繕費用，但從他實際的發言內容看來，意思只是要付錢買單，而非「代位求償」。兩者差別在於，「代位求償」應具有兩個層次的意義，例如過去在關廠工人案，談的是國家的責任，第一個層次，國家代資方支付退休金、資遣費予勞工；第二個層次，藉由移轉勞工的債權，由國家向資方追討款項。

假使許勝雄的用意並非「先代學生付修繕費用，再替國家向學生追討款項」，而是要假作好人充凱子，那麼他口中的「代位求償」嚴格來講應屬誤用。然而，這一時之誤用或許反而凸顯了語詞背後的政治現實，畢竟，要勞委會向資方追討債務，向來也只是南柯一夢。

捷運上的冷血殺人與冷血的殺人捷運

捷運站喋血殺人，媒體第一時間報導兇手疑似酒醉，甚至直接以「醉漢」稱之，直到稍晚警方偵訊，才發現酒精濃度檢測並不高，且兇手不僅意識清醒，甚至大方坦承自己早有預謀。整起事件之印象，於是在兩個故事間擺盪：一者，是神智不清的醉漢酒後的無意識瘋狂之舉；另一者，是清醒理智的青年不知何故有著常人難以理解的動機預謀隨機砍殺。

假使警方的偵訊內容，透露出後者較為貼近真實，那麼究竟為何首波報導如此失真？或許那絕不只是簡單的第一時間資訊不足可以解釋，而是社會面對衝擊訊息所啟動的自我保護防衛機制。雖然一個醉漢在無意識狀況下的捷運站殺人會帶給社會相當大的衝擊與恐怖效應，但再怎麼說，一個意識清醒、沒有前科、年僅20歲的青年毫無理由地預謀隨機砍殺，還是更為駭人。

廢物、鄉土與現實

廢物是一集合名詞，串起本片中的多道軸線：失意而不得志的劇場演員被都市的生活門檻排除流放；肢體殘缺的前科犯謀職困難而又陷入再犯罪的循環；校園中學生備受競爭壓力只得自力宣洩；疏離婚姻關係中女人被母職綑綁而在尋找感情出口時充滿自責與愧咎；移民配偶的失語在同鄉身上找到慰藉卻不被諒解；青年返鄉務農卻只見到休耕頹敗的農村，一塊塊土地被營建商圈中套利；幸福溫馨視框之外以功名成就論次排名的年夜飯，相互傾軋的家內政治......。

導演功力在於把握住兩小時的觀影時間，藉由故事中人物的交錯，把這錯綜複雜的諸道軸線予以立體地呈現。我們可以將這些軸線如上進行解析，但追根究柢，藉由片中的情境（以及現實情境生活中的人），我們也清楚知道，人的生活的交織是複雜轉換加成或者彼此抵消的過程，一個越南的─勞工階級的─婚姻家庭中的─女性，在概念上可透過族群／階級／性別等不同政治範疇分別進行解析，但受壓迫處境的還原卻絕非範疇加總所可以解釋，而總是一個不可化約切分的人的差異經驗。

凱道墓碑旁的現代孝女白琴

同志人權法案遊說聯盟在凱道上豎立百座墓碑，是現代孝女白琴的情感昇華版。哀悼者自身傷感掉淚的急切需求，促使她們回溯性地建構所有死者的創傷經歷（就連邱妙津都是「因恐同而死」），一時間，人人皆可為我所哭。之所以情感昇華，是由於孝女白琴作為一項殯葬技藝，眼淚與哭腔原是職業技能的展演，殯葬必須哀悼，必須有淚水，她們提供聲音與畫面，卻無需基於與死者間的情感聯繫；「昇華版」則不如此，她們哭，她們認真灌注情感在每一滴淚，死者畢竟無法自行說話，儀式便彷彿證明了她們與死者的聯繫，哀悼的情感透過淚水滲透進每一座墓碑，我哭，是為你而哭。然而，除了同為「同志」（？）以外，白琴與死者的聯繫仍然可疑，甄嬛說，「宮中的人們哭，是哭自己」，昇華版白琴說到底，也是哭自己，不是叫你好死，而是要讓我好活：你死了，我還要活下去，請立法讓我好好活。儀式畢竟向來都是為了活著的人的需求而存在。

記Lisa Duggan演講

今晚沒做太多筆記，只能按印象講幾句初步想法。

Lisa Duggan把當前性別的文化治理看作是一個全球性的擴散，女性主義（性騷擾防治）輸出的效應，例如透過NGO與獨立的國際司法仲裁，以人權之名打破民族國家主權藩籬，對弱勢女性的尊嚴施以保護，是北方國家對南方國家的不平等國際關係下的支配性產物。

既然如此，「理論上」對於這樣一組「輸出－輸入」關係，就應該存在一個普遍的抵抗主體，也就是即便在不同地區（不同南方國家），但都程度不一的接受與折射了這個輸出的作用，所產生的抵抗的普遍性。Lisa Duggan在回答某個提問時，強調每個地區都有自己個別特殊的問題，應持開放態度找尋解決方法，或許是現場Q&A時間短促之故，但現場我對於這回應是不大滿意的，正因為把問題還原成「各區域的特殊問題」，恰好解消了上述的普遍性面相。

打台灣人的誤會

我實在看不大懂昨天王宏仁那篇〈打台灣人 不是一場誤會〉，竟然能將台資赴越南設廠剝削基層越南勞工的問題也歸因於「使用了中國幹部」，原來引入這些高壓管理方式的，不是台商，而是台商聘僱的「中國幹部」，所以這又是「中國因素」？

另外，台資看準中國廉價勞力與新興市場而向那移動為背景之下的「台灣政府一直把中國經濟的發展當成是台灣的機會」，竟然也能成為「中國經濟對外擴張」的證據，於是把台資的擴張歸罪於（詮釋為）中國經濟的擴張，這論述未免也太撿便宜了吧？

歡迎光臨天堂酒館

「你那個是乳酸臭味，我不喜歡，如果歷史的真實是這個味道，那聽起來多難過呀？」

「但真實不正是如此？」

真實正是如此。

歷史──「冷戰」與「內戰」雙重構造下的歷史，牽引著真實（real）與社會現實兩端彼此拉扯。假使我們不作拉岡意義下真實與現實的區分，我們或許將無從回答起吳錦祥的提問。

真實與現實的區分原是象徵秩序，是人類自嬰兒脫離子宮而加入語言符號象徵秩序後，主體分裂的原初創傷經驗，而這個前象徵的創傷既緊密聯繫著語言，卻又無法被語言所充分表述。紀傑克曾運用拉岡指出當代社會之真實：「以社會經濟的術語來說，我們不禁想要宣稱，資本本身就是我們這個時代的真實...『現實』指的是社會現實，人們實際進行著互動與生產過程，而真實則是資本那無情、『抽象』的幽靈邏輯，它決定了社會現實所發生的一切。」[1]

殺街友的暴力慾望

街友是常態的存在，若非今日被殺卻也向來少人關注。人們詫異於不過十來歲的惡少何以有如此暴行，其實從眾人隨之高喊的「殺惡少」，喊得異常激情亢奮，便能理解這暴力慾望是如此普遍與尋常。

惡少之為惡，不在於他們殺遊民這一暴力事實，而是他們無能將自身的暴力慾望包裹在一般社會文化規範下的合理正當性裡頭抒發，例如以街友或者鏟奸除惡之名，這也是真正觸動人們情緒起伏的核心。

－〈10惡少 邊笑邊殺街友 不認識無冤仇 案發用LINE串供〉，2014/05/10，蘋果日報。

注意！抓該邊要附醫師證明

台灣天氣濕熱容易導致胯下癢。（圖為知名軟膏廣告截圖）

台北市一名男子在書店抓該邊（胯下），被一旁攜帶9歲女兒的母親控告妨害風化，以為他在公然手淫，台北地檢署偵查後，男子出具該邊生瘡的醫師證明，強調是癢到受不了而非手淫，一切原來是場誤會，6日作出不起訴處分。

人際間的互動原本就存在許多模糊地帶，各種誤會的發生所在多有，但個案背後真值得嚴肅檢討的問題是：究竟為何凡是（疑似）牽涉到「性」的互動與展露，就經常遭到上綱上線地擴大解讀？而其中一方總是可以動輒藉由自己主觀上的感受不舒服，就非得要找到一位「加害者」出來開刀，義正辭嚴地訴諸司法嚴懲，指控其性騷擾、妨害風化或者公然猥褻，而媒體輿論也總是買單，甚至隨之起舞？

學運與假陽具

超正！超殺！

學生登電子花車吞假陽具、現場教學吹喇叭，引出各種內部外部批評實在清晰可見。有人過去聲援學運女王，今次卻對學生吞屌不以為然，充分顯示出在根本上反對學運與情慾沾染上關係的心態。在這次事件裡，這類人再無法繼續躲藏於「譴責媒體抹黃」的政治正確話語背後，他們要不就跟著譴責，要不就只能選擇暫時沉默。

這回可不是媒體抹黃，而是自己手裡握著陽具，那又如何呢？我倒想看看戴立綱與彭華幹怎麼評論這題，還要擺著一副淫邪臉，繪聲繪影地「暗示」學運現場的性嗎？這還能羞辱到誰？羞辱自己罷！

--5/6 PM 6:52--

蘋果的性別想像很有趣，兩男吞假陽具，而據了解，陽具應該是仿造男性之生殖器，男─男間的性別嬉戲，為何又要引起婦女之不適？

頗好奇，蘋果這種寫作法，是否可按婦女新知邏輯一併適用，照樣造句如下：人性尊嚴及人格自由之價值為憲法所保障之基本權利；且於民法195條規範侵犯人格權之救濟，故不法侵害他人之名譽、隱私及其他人格法益情節重大者，被害人得請求賠償及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該報導中公然以歧視且帶性意味之暗示、嘲諷當事人口中所含之器具，忽視其身為人／男人（？）之主體性，侵害其身體自主權並嚴重貶損其人格尊嚴，並且引發公共輿論之指責與扭曲事實，造成當事人生活重大影響與心靈打擊之精神痛苦...（詳見此）

－〈【18禁】討喇叭失控 假屌「吹喇叭」好害羞〉，2014/05/06，蘋果日報。

新型態群眾運動

江宜樺把近日社會抗爭命名為「新型態群眾運動」，遭批評是對社會運動無知。這批評真不錯，看看江宜樺怎樣為這「新型態」下定義的吧，無非就是從動員能量呀、行為模式呀等等皮毛切入，其實運動是否真「新」在此根本不是重點，因為早已屬意藉由公權力加強排除，給對象起個名，也只是為了讓自己師出有名罷了。

然而，我要說，江宜樺所犯的毛病可一點都不罕見、也一點都不「新」。每逢大規模群眾運動，不同樣有另一票尾巴學者，積極表態之餘還慷慨給群眾按上些什麼「新的民主運動」、「新的青年運動」、「新的社會運動」...等不一而足的桂冠嗎？

且不論他們與江宜樺在動機方面的差異，這命名的「方法」倒是如出一轍的。如果江的發言充分顯示出他對社運之無知，那麼，這些年復一年、日「新」又「新」的學者們，除了在一份份連署書上貢獻個頭銜以外，又能有多少營養、能給運動帶來多深刻的分析與幫助？

國家暴力的短路

國家暴力的作用像是個毛玻璃材質的介面，透過與它親身接觸，你體驗到刺骨的冰涼與苦楚，這體驗如此切身，經常又是對暴力的初嚐，經驗中你彷彿能看見它背後時而成形又時而模糊的身影；為了具象化的要求，那身影經常被想像為特定個人的特定意志（陳水扁或馬英九或方仰寧），而被質疑是一種對問題的過度簡化。但更進一步，當介面的不透明與權力的封閉性，促使暴力經驗成了介面內容的唯一參照跟描述，這時候，對於國家暴力的深度反省──那理應包含重新思考「國家」與追究國家何以暴力的反省，自然就遭到擱置。

自此，國家暴力不再是必須提問的對象，而已經成為解答。它的存在就提供了足以解釋群眾之所以上街的充分理由；上街與上街後得到的必然的反饋（更多國家暴力）之間，於是形成了一個循環短路的迴圈。

珍貴的茶葉蛋

中國大陸手機品牌ZTE（中興）新推出平價手機，廣告以「茶葉蛋」為題材，聲稱其產品同茶葉蛋一般珍貴，結合了傳統工藝及最新智慧云云。許多網友轉貼時只當它是一般的KUSO惡搞，卻不清楚這個哏其實是延續自日前的「茶葉蛋風波」（參見维基百科），簡言之，就是曾有不明所以的台灣名嘴在電視節目上聲稱大陸人生活困苦吃不起茶葉蛋，所引發的網路笑談。自此，許多大陸網友會藉由自嘲來譏諷這類自以為是的誤會。

其實台灣會有這類型的想像編造以及杜撰並非偶然，而是一種存在著歷史背景的集體心理需求。它延續自兩蔣時代，統治者的政策就是不斷灌輸宣導大陸民眾在萬惡共匪的統治下吃香蕉皮啃樹根生活水深火熱，藉此自證己身的自由與現代，早先國編本國語課文〈沒有太陽的地方〉可以清楚顯示出其濫觴。

歧視妓女或者歧視女性

北市議員周威佑罵交大校長吳妍華「愛做權力的妓女」，要說侮辱，從文脈來看怎麼說都是侮辱了妓女。妓女何辜，譴責周威佑自然理所應當，但婦女團體直接把周的發言等同於「歧視女性」與「踐踏女性主體」，卻又顯得有些弔詭。

人們批判馮光遠老提「馬金特殊性關係」時，會認為那是「歧視男性」與「踐踏男性主體」嗎？恐怕不會，人們會認為那是壓迫了同志；但又為何，當周威佑以「妓女」來罵一個「女人」時，會被直接理解為是侮辱女性，妓女反倒不見了呢？

採訪權認定的重新佈局

雖然台灣早已無報禁，但過去無論是跑公務機關或者抗爭行動現場新聞，對於記者身分的判準，其實還是由執法者（警察）或者官署心證認定，例如只認四大報、大品牌的平面與電子媒體等等；更為具體的例子，則像是立法院，直接透過內部規定限制僅具有營利事業登記的媒體機構可登記換領識別證，作為記者身分與採訪權邊界認定的標準。

反菸的治理

苦勞網昨日刊出陳紹庭的〈抽菸的女性與反菸的「追殺女巫」現象〉一文，底下有訪客指「給作者和苦勞網2天時間把這篇文章修改，我會向NCC檢舉你們新聞網站散布不實訊息」。這種針對和己身立場相異的言論，直接訴諸公權力介入管制，以上對下的教化姿態取代辯論說理，越來越是公民社會常見的操作模式。昨天，成大校長短短一句「失身／失聲」發言被控「性騷擾」、「性霸凌」；以及部分同志社團經常對於反同基督徒教授的課堂言論直接訴諸性平會檢舉要求懲處，都是類似的操作。

回頭看文章，末段將對吸菸行為（者）被排除一事，描述成「反民主」的異端審判，再歸咎到公民社會未能奏效；我認為這個診斷剛好顛倒了台灣社會的現況，因為，文中所列舉各項對差異的排除，恰是公民社會運作的結果。

歷史上的暴民

為「暴民」平反總不嫌晚。那麼，是不是也該回頭重新理解，3月出現在議場裡的那些電擊槍、磚頭、榔頭等「可疑物品」，以及有那麼段時間，學生們戒慎恐懼地把所有可能攜入這些東西、看上去「怪怪」的「可疑份子」一概當成搞分化的黨工。若要平反「暴民」，並當真把佔領立院定位為一準革命狀態（有別於「太陽花」之溫良恭儉），那麼，這些過去用來區分是否同為自己人的直覺與判準，也必須是「可疑」的。

太陽花何懼抹黃？

中天「新聞龍捲風」節目煞有其事地特寫議場內外共蓋棉被的學生男女，戲劇性凸顯學運當中的春色花邊，名嘴彭華幹不作正面批判，而是透過各種影射、矯作的手勢與表情，不斷強加「大庭廣眾之下」以及「旁邊都是人，轉頭就可以看到」等空間屬性的陳述。主持人戴立綱則不忘提醒「原來學生是『這樣』在反服貿的」、「家長要關心」云云。

電視台在聲明回應批評時，強調「並無講述負面字眼」，但追究其新聞操作，之所以能夠成為有效打壓學運的手段，其實是仰賴著公共空間排除「性」（包含性活動與性言說）的背景跟「社會共識」，發言者因此根本無需親自端出譴責字句，由於社會文化將「性」看得非常負面，有害兒少有害健康而且違反善良風俗，名嘴只需影射當事人與性沾染上關係，例如在議場親熱，當事人就會立刻被龐大的污名與壓力纏身，整個學運也因為「抹黃」而彷彿就喪失了正當性。

抗爭現場關於女警的幾點思考

不知道是從什麼時候開始，在抗爭現場要求由女警來抬離生理女性抗爭者成了一種常態。我不確定那些自己沒參與到的台灣更早的社運場景是如何，但憑自己的印象，不過也就幾年之前，這件事情都還不是這麼的理所當然，因此我隱約覺得這現象跟近幾年「性別主流化」的推動也是有關的。

華光強拆強拆當天，衝突現場抗爭者「女警、女警、女警」的呼喊絡繹不絕。其實無論是親臨現場，或者隔個轉播畫面的螢幕，這樣子對女警的呼喊，一直給我一種複雜矛盾的感受。這種複雜矛盾，有點像是當聽到北檢認定A片因為違反「公序良俗」而不受智財權保障時的感受差不多，到底是該為A片被貶低而生氣、還是該為智財權受挑戰而高興呢...

佔領立院的新秩序──談記者證與新聞自由

太陽花學潮佔領立院，陸續有學生阻擋媒體採訪的狀況，議場內外學生與記者口角衝突的消息也頻傳，台灣新聞記者協會逕與學生代表協調後，狀況未見即刻改善。目前學生糾察針對記者進出議場的放行標準，可先參見「這篇報導」，對於學生要求查核記者證件使得採訪，有部分同業質疑這於法無據，我認為這種質疑不大具有說服力，退一萬步言，難道整個佔領議場的行動本身是「於法有據」的嗎？當佔領本身作為一個政治行動，它原先就是要打破既有空間秩序的，依循著舊秩序的法與不法，其實不是重點。

媒體不該沈溺舊秩序

論及新聞自由的正當性人皆稱是，但媒體記者作為資訊傳遞的渠道，過去相較於一般人已經是被國家權力百般禮讓的對象了。在眼前這個舊有空間秩序被破壞之時，媒體記者也不該理所當然地沈溺在過去的習慣裡，訴求「法」的保護，而應自己挺身向「新秩序」的建立者與維持者主張新聞自由。

王耀德與「王家」

我反對去批評王耀德不孝，這跟王廣樹是不是一個偉大的父親，根本是無關的命題。簡單講，就我的理解，王廣樹、王清泉主戰；王耀德主合，這個立場的分化早已不是一天兩天，而這個王家內部的矛盾，長期以來並沒有被妥善處理。當然，並不是指控誰惡意地不處理，也可能是處理不來，面對一個家內持分與產權意見的不同，任何家庭都有可能難以好好面對。

而王家，外部還要抗爭；他們對外的政治判斷、法律意見，又得仰賴組織者跟律師，情況當然就更複雜。

組織者並不是不知道王家內有不同意見，但或許是難以處理，或者是判斷認為只要兩個父親輩（王廣樹、王清泉）願意「抗爭到底」，運動就不會出事，所以仍把運動主體對外呈現為一個集體一致的「王家」。這個判斷，我認為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依靠著家內既有的權力關係與位階，覺得長輩說的話算數。

關於反擔保金

自由時報這篇《反擔保金 勝訴才能退回》應該是錯的，反擔保金的取回，應與王家勝訴敗訴無關。

樂揚建設向王家提起「無權占有」之訴，並在定讞前要求強制執行，法院要求建商提具「擔保金」的目的，是確保在代拆組合屋後，未來如果建商敗訴，用以彌補王家可能因此蒙受之損害；而王家須提具「反擔保金」，則是要確保假使本案最終建商勝訴，債權（王家土地）能夠實現追討。

換個例子來說，假設A欠了B一筆錢，在判決定讞前，B向法院聲請假扣押，就必須交付擔保金（未來假使敗訴用以彌補A）；而A如果要撤銷假扣押的執行，就必須交付「反擔保金」，以擔保如果最終敗訴，他還有錢可以還（不會到時候錢已經花光了）。

王家就是你家

王家拆屋，看到部分聲援者批評帶頭的王耀德「不孝」、「獨斷」，冷言冷語地複述或暗示「王家不是他（王耀德）一個人的」。這類型的相關批評，說到底，其實是在怪罪「王家」無法回應他們的期待，沒能維持那個共同面對建商與外界險惡大千世界之「一家人」懷抱在一起的團結一致。這種聲援者，真正落實了「王家就是你家」這個運動最初的口號，因為他們所聲援的，其實是自己的情感需求與投射。

再談「肛交」行動劇

看到洪申翰的回應其實感覺蠻好，不是說看到他有點情緒而幸災樂禍（也沒那麼壞啦XD），而是，過去其實都有過幾次機會，包含去年的秋鬥論壇洪申翰與談的那場，賴麗芳的發言；以及，其實去年想像不家庭論壇上，洪申翰個人也有出席並且檢討到環運裡面的部分親權論述。但這些對話似乎真的不容易展開，之後我們應該繼續把它往下推才是。

我們當然拒絕只作一個「語言糾察隊」，不是說，這些話政治不正確，所以不說就好了，例如，我們絕對不該是去主張，一個公開的社運場合就一定不能出現涉及「肛交」的行動劇，如果是那樣的話，反而是落入到我們向來所反對的淨化立場上頭。我從來不覺得某組語詞，或者某組意象（例如：媽媽），註定永遠會是保守的，而使用這個語詞的，就叫做保守派。這種鐵板一塊的連連看分析，其實是「語言糾察隊」的邏輯（露奶露肉就是有害兒童，因此必須管制媒體），這是我不同意的。

對台北場反核晚會的燃料棒肛交行動劇再多嘴幾句

首先，為什麼我覺得不該只把問題算到「敢作敢當」團隊頭上，道理很簡單，這個團隊本身、它的人際組成、它在過去以及今天的晚會當中之所以能夠出現並且擁有一個表演的舞台，這些，都不能說是與媽盟無關的，這就好比呂秀蓮也絕不可能切割她跟水噹噹婦女後援會的關係一樣。絕沒有活動出了爭議，媽盟就要撇清關係的道理；而負責整個遊行流程設計的活動組，就更不用說了，當然必須概括承受它自己所安排的對外演出以及發言內容。

就這點而言，廢核行動平台後來很快地發表道歉聲明，就是一種負責任的態度，十分值得肯定。但也正因為如此，當有人說，不該把對活動的質疑「無限延伸到無關的媽媽監督核電廠聯盟」，我就無法理解這裡的「無關」，究竟是基於怎樣子的一種標準了。

對於媽盟的批評，並非只針對它的團體名稱，而是，無法否認地，（環境）運動在過去這幾年，越來越訴諸以一種「母親」、「守護孩子」、「為了下一代」的論述，作為表明自身發言以及取得道德正當性的位置；相對地，在同樣的反核遊行當中，也一直存在對於這類母權位置的零星反抗。假使，這些反抗長期以來的具體存在，直到今天都仍無法被清晰辨認，或許提醒我們已經到了該深刻反省當前對於社運組成的某種「多元」假定的時刻了。

媽盟與肛交

媽媽監督核電廠聯盟裡的成員真的十分狂野，白天帶著孩子上街反核，晚上就在凱道設計演出燃料棒的肛交行動劇。只可惜，媽媽們錯以為肛交永遠只會是一群壞蛋的專屬，都是那些很壞的、擁核的、不是人的「馬英九」或者「蔡正元」們才會幹的事。於是乎，我們也很容易想見，一旦媽媽們驚覺，自己那臉上掛著天真笑容的可愛孩子，下半身的花朵竟也綻放得比手裡握著的向日葵還燦爛時，她們那個無核的美麗新世界，恐怕會面臨不下於核爆的崩壞。

壹動畫裁員

傍晚傳出壹動畫裁了八十人。我回想起去年十月，一名壹動畫員工瑪琳娜薛芙林（Marina Shifrin）因為超時工作、主管只在意影片產量及點閱率等問題，半夜獨自在辦公室錄製了一段跳舞影片宣告辭職。當時，他的主管受訪時，還嘲諷薛芙林「希望她工作時也能夠有這樣的創意」，並率十多名辦公室員工，依樣錄了一段跳舞影片，吹捧壹動畫的工作環境，被很多人稱讚為是很棒的企業危機處理方式。

歷史的責任

去年在北京拜訪老前輩陽和平，整個過程中，讓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段談話，是他答覆我有關於如何評價大陸在改革開放後所定調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路線的問題。那時，我們走在人來熙往的奧林匹克公園旁，他隨手指著一攤販，「聽過社會主義地溝油嗎？冠上那四個字，地溝油就不礙健康了嗎？社會主義地溝油，還是地溝油，自欺欺人罷了。」

或許，又會有不同的左派，並不同意像陽這樣的毛派對「中國走資」之批評，但我在這裡倒不是想嚴肅談論這個。而是，無論如何，對陽而言，這樣子的一個對於當前中國政權走向之否定，至少在那寶貴的短短的談話過程中，他讓我感覺到的，是一個萬分沈重的事。而我想，這個沈重，可能也正因為，他是一個實實在在活在革命的歷史裡面的人，並且，也是一個直到今日，都仍然自覺地肩負著革命的歷史責任的人。

而這，是我在我自己，以及我身邊的同伴們身上，比較少機會見到的。

如何曲解王曉波

王曉波對二二八的申論重點，應該是要強調，蔣政權的暴政，是一個冷戰與內戰雙重構造之下，一個大於台灣的歷史問題。單擷取他其中一句「國民黨在台灣殺兩萬人是小case」放大來作文章，實在是一種非常無聊的文字遊戲。

今天假使有捍衛土地正義的團體說，劉政鴻在地方炒地皮的惡例不勝枚舉，大埔四戶還只是小case而已。難道也有人要跳出來痛批這個團體「踐踏人權」、「竟敢說大埔四戶是小case」？

倒是，那些認真用死亡人數除以地區人口數計算比例以較量嚴重性的人，清楚地凸顯出他們的人權觀了，真是普世價值。

比爾蓋茲與百元美鈔

新聞報導，比爾蓋茲回答網友提問時表示，如果他走在街上看到百元美鈔的話，他會撿。

這個提問與答覆的背後，有著一個更為愚蠢的故事，應該也是大家都耳熟能詳的。它的大意是說，像比爾蓋茲這樣的富豪，一秒鐘幾十萬上下，而他彎個腰撿起百元美鈔所耗費的幾秒鐘，所能賺的錢，就已經超過了那百元美鈔的價值，所以他無需也不該去撿。

這個故事存在著一個根本上的錯誤認識，誤以為，像比爾蓋茲這樣子的資本家，他是用自己的勞力與時間在從事生產並賺錢的，而他的生產力又大的驚人，所以，與其把那一秒拿去撿路上的百元美鈔，不如去從事生產，還更有效率。

然而，這其中的謬誤正在於，比爾蓋茲無論撿或不撿那路上的百元美鈔，都無損於他那同一秒鐘的「幾十萬上下」，因為他獲取錢財的方式，事實上是在同一時間的另一個空間，由另一批受僱者所替他謀取的。換言之，雖然即便他不撿，那一秒他也可以獲得「幾十萬上下」；但假使他撿了，他就可以獲得「幾十萬上下」＋「百元美鈔」。

基督徒人口比例不是重點

身邊很多朋友轉貼長老教會盧俊義牧師反省基督教的文章，然而，我卻實在無法同意他其中一段的論證方式。不同宗教信仰或者文化之間，不應相互貶低與鄙視，盧俊義所要宣傳的這個初衷本是不錯的，然而，他卻錯誤地暗示這種相互之間的尊重，與該信仰或文化所屬群體的人數多寡、所佔人口比例之間的關聯。

基督教僅佔全體人口5.5%，所以該對其它宗教的容忍心存感恩...「若不是佛教和民間宗教的信徒對基督徒容忍、尊重，他們只要稍微在各種場合做些小動作，基督徒包準會難過到極點」...。假使以上可以作為對基督教徒提出要求的正當理由，那麼，佔社會多數的異性戀者，是否也可以要求LGBT爲其「容忍」而心存感恩？畢竟，社會事實也同樣可以證明了，「他們」只要稍微的一點小動作，絕對可以再更加深「你」的難過與痛苦。

彭明輝與垃圾食物

麥當勞是垃圾食物，是眾所周知的垃圾食物，它的眾所周知也就意味著，人們在那裡消費所獲得的產品，與人們原先預期自己能夠獲得的產品，是一致的。正因如此，我總覺得，相較於電視購物上面販賣的那些假健康食品，麥當勞還要來得更有良心些，畢竟，在電視上買健康食品的人，無非是預期這些買回來的東西能夠幫助解決他們的問題，但卻往往事與願違，最後不僅花了冤枉錢，還更傷了身。

近來的「即時新聞」熱，大量無足輕重的垃圾訊息被不斷且快速地傳播，因而惹出許多輿論爭議。我並非不關注此事，但對我來說，同樣是即時，「蘋果撿屍隊」或者「歐陽妮妮發現兩百元」就好比麥當勞，彭明輝的評論則是電視購物上的假健康食品。因此，我總覺得，後者的可苛責性，恐怕要比前者更甚。

風起觀後

#1

眼前對於發展主義的批判，必須貼近此時此地的特定條件，不能簡單與過去相提並論，任意擴張。為求資本積累而無限制的開採濫墾，與為了存活而必要的物質條件，必須加以區分。

超英趕美的問題意識，在我們的經驗中，比較熟習的應該是中國大陸，而且通常還把它當成笑話來看待，並樂於傳頌它的*失敗*。然而，正是當前優渥的生活條件，阻礙了我們對過去人們所追求的發展，抱持起碼的理解與同情。

#2

堀越二郎與本庄季郎數度地問，「這個國家怎麼會這麼窮呢？」、「日本技術落後德國二十年，彷彿阿基里斯與龜，越追越遠，怎麼變作龜呢？」這種追求國家強盛的心理，今天或許可以很簡單地說那是一種不必要的競爭意識，而予以全盤否定。不過，片中為這些提問所鋪排的前因是，一場關東地震所造成的大量傷亡，以及經濟蕭條下的飢餓。追求發展，是為了克服貧窮，克服困頓。

美好信念的倫理

雖然世界很難改變，但個人信念總是美好，於是，日常的實踐，小小的努力，讓人們也感受到自己的幾分美好。然而，假使如此一來，目標的達成與實現，反而可能危及或中斷這份美好，那麼，這個目標，還堪稱是被渴望的目標嗎？而從這美好信念出發而來的行動或者實踐，是倫理的嗎？

彭明輝的悖論

彭明輝對閱聽人的建議是一個悖論，他建議讀者自行建構優質的媒體環境，主動挑選好品質的訊息來源，然而，如果讀者真能如此，他們最該先篩掉的，就是彭明輝的評論。

針對日前的聯晚社運情慾報導，彭選擇了一個比多數批評者都更為極端的說辭，他認為那些社運當中的情慾都是記者自己「虛擬的妄想」、「對社運的幻想與妄想」，換言之，他不只是對社運情慾探討的切入角度有意見，而是根本上認為，這些訊息是虛擬的，以及其意義「稱不上報導或新聞」，沒有傳統上可以被稱為「新聞」的東西。

的確，傳統「新聞」甚少處理這些訊息，因為性與情慾從來是傳統公共領域所欲排除的對象。色情狂愛看色情訊息，就跟彭愛看BBC中文網、紐約時報中文網、苦勞網、上下游新聞市集，是一樣的道理。但是彭可以光明正大地說出自己的喜好，色情狂卻必須感到羞恥，只能偷窺，這就是他們之間的不同。

毀家廢婚通匪

據說從不批判異性戀婚姻的毀家廢婚路線，原來還是左統的陰謀？當一篇訴求要為平權運動平反的文字，提出了這樣離奇的見解，本身又是建立在什麼刻意的誤解與曲解之上呢。我們不如把這篇文字當中的「左統」全都代換以「通匪」，或許可以嗅到這類型論述的歷史來由。白色恐怖時代「通匪」之政治犯，因為著時代的悲劇，在後來所謂「轉型正義」的過程中，全被再現成為了「錯假冤」；而連續到如今這個二十一世紀的「通匪」追緝，卻是要指著「錯假冤」將他們兌現為「左統」，悲劇於是變成鬧劇。這篇文字作為一個政治宣傳，在內容本身以外，它的出現、它何以有效、在什麼語境之下才因此有效，恐怕是更需要被追問的。

白色恐怖政治犯與自由人

「獄中大學」，五零年代的白色恐怖政治犯，八、九十歲的老人們，憶及青春，還能看見激動與微微顫抖。那是一個黨國威權的年代，老人說「學校是監獄，而監獄是學校」，學校無法教人獨立思考，人們入了獄，在獄中互通有無、彼此學習。社會革命，既是思想也是實踐。

他們是活在歷史中的人，但還未成歷史，每一條故事與名字，都值得為一個廣場命名。但五零年代好像已經太久太遠，同一天下午的另一個空間，學運起點是二零零八，那年據說黨國威權復辟。熱血青年們不吝於慷慨陳詞，眼前的抗爭是承繼自前人的犧牲與奉獻，然而，這有關前人的歷史，恐怕也還得精心篩選與設計。

今天的人們如何閱讀白色恐怖受難者，如何閱讀他們曾經以及或許持續至今的建設社會主義祖國之信念。他們，是合格的自由人嗎？

與蘋果的合作

今天凌晨，苦勞網與蘋果的合作初次上線，未來我們將挑選每日新聞與評論的摘要或精鍊縮減版本，刊登在蘋果日報即時新聞。

當訴諸新聞專業與編輯規劃的傳統紙媒面臨越來越嚴苛的挑戰，新的閱讀習慣與資訊取得管道持續興起；另一方面，網路資訊追求即時下的不連續性、瑣碎化，以及高度重複的問題又仍難以克服（例如ETtoday或者NOWnews我基本上不認為那是新聞網站）。如何在這兩個端點間找到新的暫時平衡與出路，兼顧品質與生存，或許已經成了一個普遍問題。

不同的媒體在這種挑戰之下紛紛端出不同解決方案，而蘋果在此時選擇與數個獨立媒體合作，除苦勞網外，還有上下游、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環境資訊中心、新頭殼，釋出一部分的編輯權限，讓合作媒體能維持其編採的自主獨立，自行審稿後刊登，一方面提供獨立媒體發表平台，另一方面也擴充自己的觀點與視野，目前為止，我認為這對多方而言都是聰明的選擇，也期待未來的合作順利。

「不藍不綠、不統不獨的人民民主」

張榮哲諷刺我對游婉琪報導的評論「沒有申論這與兩岸分斷體制的糾葛， 甚為可惜」。這說法乍看或許會感到突兀，其實有跡可循，講白了也沒什麼深奧大道理。背景就是，他自認的社運政治正當性來源就是不統不獨，因此必須要持續指認誰是統、誰又是獨，藉此來維持與辨認自己。

在陳柏偉命名了「（台獨）民族主義起乩神文」之後，張榮哲還必須藉由找一只「統」的稻草人來扎針，以平衡自己的發言位置，對張而言，「兩岸分斷體制」不言自明地就是統派話語，於是並不需要細究其所以，反正只要逕自往人嘴裡塞就足以達到發言效果了。

這是社運之反智嗎？我不清楚。但我很清楚地知道，如果「不藍不綠、不統不獨」的人民民主路線，到今天都還是一個值得信仰的政治，它勢必要能對歷史提出解釋，對社會被統獨分割綁架的效應提出具體的分析與可供檢驗的批評，而不是自滿於透過指認他人來標示自己。

這樣是不會有出路的，共勉。

社運圈不能說的秘密

我覺得游婉琪寫社運圈情慾的報導挺有意思，正如它的標題，說是「不能說的祕密」，因而，有意思的除了是內容之外，還包含報導所引起的反應。畢竟情慾這檔事，對很多人來說，就是只可做，不可說。

人參與社運抗爭可能有很多理由，基於公義、理想、抱負，這當然不可少。然而，參與社運組織，也就與任何的社會關係一樣，不管是同仇敵愾、相濡以沫；社運互挺，或者義氣結盟，如果社運是由人所組成，人與人關係的維持，不可免的，就有著情感的成份。

對於游報導的某種典型反應，是訴諸動機，把報導斥為「抹黑」：因為特定的「情慾」很污名，所以凡是報導「社運」與該「情慾」之關連的，就是抹黑社運；接著超譯報導，把訊息極化，暗示內文呈現了「搞社運不能打炮」的訊息，再予以駁斥或嘲諷。對我來說，這種對於報導的反應，本身才是試圖將社運中的情慾實踐鎖進暗櫃，回到那個「不可說」的狀態。

不舒服，不等於性騷擾

彰化高中男學生在校慶舞蹈排練時露內褲被女教官控性騷擾，本月初校內性平會開會決議案件成立。人們看到這個事件的處理，多半會斥之為荒謬，但仍值得細究追問。例如，有人雖然認為學生的確沒有「性騷擾」的意圖，因此可以寬容，不該重罰；但露內褲之「不雅行為」也的確會造成女教官不舒服，所以也應該向教官道歉。

我認為這種「寬容」主張其實非常脆弱，因為它恰好支持了當前「防治性騷擾」的主流話語，亦即，只要單方面感受到不舒服，就可以定罪。換言之，雙方或多方互動的情境、背景、脈絡，都可以被忽略，或至少是次要的。特別是在一個對於「性」極其敏感並動輒得咎的環境中，某人的「不舒服」本身彷彿就足以作為她就是「被騷擾」受害者之最有力的證明。而一旦有了受害者，那就必須要找出個加害者了。

運動必須政治化！

前司改會執行長林峯正號招籌組新政團，喊出「社運政治時程已逼近」，再次揭開運動政治化的話題。就邏輯上而言，「運動政治化」這組問題意識必然有著兩項前提跟假設：第一、當前台灣的運動是「去政治」的，因而有著再「政治化」的空間；第二、運動的「政治化」是好的。而要評估林峯正作出此一乎告後所欲端出的解決方案，是否真能解決他自己設定的運動困境，我們恐怕必須先商榷何謂「運動政治」。

運動的「政治」是什麼意思？運動的「去政治」又是什麼意思？Kate Millett在1970年出版的《性政治》（Sexual Politics）一書可以給我們一些提示。Kate Millett指出「政治」一詞的根本指涉，是一群體與另一群體之間的權力關係，藉由這個概念的推演，我們可以區分出怎麼樣的談論是「政治的」、而怎麼樣的談論又是「去政治的」。簡單例示，就以女性主義所關切的性別問題來說，假使我們把「男主外、女主內」的分工傳統，歸因於某種生物生理的自然分化，如此就是一種「去政治」的談論方式，忽視了性別之間的權力關係。相反地，「政治化」的談論方式則提示我們必須看見性別之間，包含著剝削、宰制，以及壓迫等種種的權力關係。

想像溫馨的國道收費員

高速公路收費員最後一天上班，有用路人在寒冬中溫馨送卡片，感念工人的辛勞，這個行為經過媒體報導，被廣傳為美談佳話。我並不懷疑那些送卡片者的真心，以及他們對收費員的祝福，然而，在一個木已然成舟的資遣案當中，這個無法不讓人感到溫馨的新聞，也就很難不成為一道究責的防火牆，以及社會大眾對自己所進行的心理療癒：我們是那麼地有同理心，雖然世道如此敗壞，但人間還是有真情；而給收費員的小卡片，也彷彿見證了在這殘酷的社會中仍然存在著的人性。

然而，如果我們改寫這條故事：收費員們在收費站倒下前，就先發制人，在假日發起罷工並癱瘓全台國道，中斷用路人的往來交通，以作為與資方談判的籌碼。假使故事有著這樣子的一個，實在很難與「溫馨」連上關係的發展，但卻反而真正能解決工人的問題，這樣的故事，又會被媒體如何的報導，而今日送卡片的用路人們，又會是什麼景況？

事實恐怕是，人們喜歡聽溫馨感人的故事，而媒體也樂於報導，因為它們總是並不真的改變什麼。這些故事被生產與傳遞的唯一功能，只是為了說服人們，現實其實還沒有那麼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