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乃非：性工作女性主義 2.0

最近又聽到一種很「古樸」的說法，把支持性工作的人說成是厭女...剛好丁乃非年中在性權會餐會上的發言也談及性工作與女性主義，雖然或許不算是什麼直接的對話，但至少讓我有動力順手整理一下，當然，以下文字有些摘錄省略，完整內容還是請自己看影片吧。

丁乃非：性工作女性主義 2.0

今天的報告題目是「性工作女性主義 2.0」，先得回到「國家女性主義」說起。前陣子讀了些東西，讓我比較理解如何去想國家女性主義的「國家」，尤其是去年（2013）來了一位很有代表性的國際女性主義者（麥金儂），他其實有點沒辦法被叫作國家女性主義，可是我想要說的一個重點就是，這個國際女性主義者，其實是一個「國家的」國際女性主義者，他的國家的性質，不是一個簡單的認同、也不是簡單的愛國，可是有一個歷史的面向。

有一位常駐新加坡的社會學者，提供了一個很有用的說法：在歷史的縱向，他把國家區分為兩種。一種是13到18世紀間得以長時間匯聚各種條件跟勢力，發展出來的「第一階現代民族國家」，如西班牙、法國、英國、美國。（一）這些國家經過長時間標準化的過程，製作出標準化的國語，把語言變成重要的黏著劑；（二）「一階國家」和殖民地的拓展開發不可二分，前者的經濟與社會發展、現代民族國家形式本身，與殖民主義和奴隸制度共構；（三）這個共構──「一階國家」的模範性、標準性，跟殖民經濟的不可分割──意味著「一階國家」從一開始，除了是內部條件匯聚而成為國家，就有著有不可輕忽的外部國際秩序，決定成為國家。

過去一些研究往往只看到內部條件匯聚的重要，卻不去看到有很大的勢力來自於早已形成的國際秩序，這個秩序中國家的重要性與否、國家的等級排序，已經出現，例如：是否成為國家、國際排行、和誰可以自由買賣奴隸、不跟誰買賣奴隸、如何相互制約綁約等等，都由國際秩序決定，國家一開始就意味著某種國際秩序、國家排行。

「二階國家」，是在上述的國際環境中，在相對短時間內壓縮、被逼著長出來的。是在一個已經成形的國際環節中，逼著投入各種想像，把自己拉拔成可以進入已經有階序的狀態，而這當然也是自我革命打造出來的，要盡量挪用這裡頭必須要有的一些條件跟狀況。其中例如中國、日本，以及20世紀中葉紛紛脫離殖民地的印度、印尼、新加坡、馬來西亞，他都稱為「二階國家」

這個說法幫忙解釋了，美國何以看似沒有「國家女性主義」，沒有我們所謂的「女性主義有組織地進入政府各部門、參與政府運作」，卻早已經在冷戰期間到七、八零年代，就已經有國際的女性主義。部分「二階國家」，因為國際序列環境使然，國家女性主義成為打造像樣的現代國家，重要的外部、內部相互溝通作用的重要環節：「女性主義」變成打造國家過程中，與國際發生關連的語言跟方式。

去年訪台的麥金儂，以及他那一代，在七、八零年代的美國女性主義者，對於國家、父權，修辭上曾經也是批判的；可是到了八零年代後期，當他走向國際，主張介入各國修法與訴訟，作為國際女性主義的主要戰略跟方法，這個作法深深作用於既定的現代國家不對等的國際序列環境，挾著美國在國際間的強勢，以及英語作為國際語言的便利，這樣的國際女性主義，隱藏的是在美國內部，很多女性主義者都已經提醒的：他們（這一支女性主義）在美國其實早已失敗了，為什麼在別的地方竟然可以這麼成功？他隱藏了美國國內失敗的「國家女性主義」的視野與企圖，沒有做成「國家女性主義」，可是用這個企圖到了國際，國內的失敗更加催化行走國際、拉攏加盟國家的動力。

2009年麥金儂早就訪問了印度，去年來了台灣，他在印度遇到當地性工作者「娼影隨行」對待，提醒他並不了解性工作、不了解印度的性，與印度的性工作，因此他不該斷然主張罪犯化性的買方跟仲介，間接跟直接強化非家庭婚姻的性的不法跟污名。

「女性主義」跟「性工作」常理上被當成反義詞，有一部分是被麥金儂這樣國際間去歷史化的說法給攔截了。麥金濃的講法狹隘化、空洞化、扁平化了在地性工作，與非工作的、非生殖的性的各種可能歷史意義。

一位來自印度現在轉到倫敦的學者叫柯提瓦然，他以法律民族誌的方法長時間研究印度南北不同型態的性工作與團體，提出了兩個重點：

（一）「二階國家」，像印度，尤其像印度南部，或者中國這樣曾經有過社會主義政權和話語的國家，才可能在二十世紀後半，自己長出與歐美樣貌和話語都不同的性工作運動團體。他說的是印度加爾各達和南方的幾個城鎮，和中國的「紫藤」，柯提瓦然認為印度和中國性工作團體的集體性質和強悍勞動權益意識，一部分來自社會主義歷史的殘留，即便政府跟國家可能都已經丟棄了這些東西。

（二）在印度，家族或大家庭的形態、婚姻的強迫性質，既是性工作的共構，也是性工作強大污名的部份來源。柯提瓦然以為，在印度這種「二階國家」的歷史社會處境中，性工作和婚姻家庭的連帶共構，是不可以忘記的，也不能以法律切割鎖定制裁、懲罰性工作，而不同時對付被迫又自身嚮往變異成小家庭，跟現代模範家庭婚姻的狀態，所造成的重大的壓迫、牽制、傷害、暴力。

被這樣的一種現代化過程中的認同與反認同，同時都卡住的家庭跟社群，很可能首先會拋出去妖魔化的，包含印度某些地區歷史傳承的、那些烙印著種性制度的性工作者，包括女性、第三性性工作者，這樣歷史型態的公共的性，不能簡單化約地以男性壓迫女性、女性做為受害主體，來看待複雜多層次的權力關係。在這些地方，性作為個人家庭婚姻或國家邊境管控最方便的托詞和出氣筒，過程裡被鎖定的傷亡跟陣亡，很多很多。

把這兩者放在一起閱讀，可以讓我們開始想像現代民族國家可能有很多前身，柯提瓦然因為是學法律的，他想要修正「法」不看歷史的經濟和政治環節，與當下存在於現實生活中的歷史因子，如何不斷介入跟界定法的範疇，因此柯提瓦然著重在提出性工作者經濟的主體能動；另外他也特別提到，在「二階國家」的脈絡裡，國際女性主義的修法跟訴訟策略，最好少插手、少介入，法律不是最好的途徑，因為最先傷亡的會是最底層的人們跟團體，從事法律研究的女性主義者應該看到這一塊。

他等於是提醒了我們現代民族國家法律範疇的很多前身，這些前世的資源足以滋養出今生的一些困境，也可以是非常不同於國際女性主義者所想像的性。很久以前我是作「淫婦女性主義」，或許也是一種超克「性受害」跟「性自主」的持續發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