毀家廢婚通匪

據說從不批判異性戀婚姻的毀家廢婚路線，原來還是左統的陰謀？當一篇訴求要為平權運動平反的文字，提出了這樣離奇的見解，本身又是建立在什麼刻意的誤解與曲解之上呢。我們不如把這篇文字當中的「左統」全都代換以「通匪」，或許可以嗅到這類型論述的歷史來由。白色恐怖時代「通匪」之政治犯，因為著時代的悲劇，在後來所謂「轉型正義」的過程中，全被再現成為了「錯假冤」；而連續到如今這個二十一世紀的「通匪」追緝，卻是要指著「錯假冤」將他們兌現為「左統」，悲劇於是變成鬧劇。這篇文字作為一個政治宣傳，在內容本身以外，它的出現、它何以有效、在什麼語境之下才因此有效，恐怕是更需要被追問的。

白色恐怖政治犯與自由人

「獄中大學」，五零年代的白色恐怖政治犯，八、九十歲的老人們，憶及青春，還能看見激動與微微顫抖。那是一個黨國威權的年代，老人說「學校是監獄，而監獄是學校」，學校無法教人獨立思考，人們入了獄，在獄中互通有無、彼此學習。社會革命，既是思想也是實踐。

他們是活在歷史中的人，但還未成歷史，每一條故事與名字，都值得為一個廣場命名。但五零年代好像已經太久太遠，同一天下午的另一個空間，學運起點是二零零八，那年據說黨國威權復辟。熱血青年們不吝於慷慨陳詞，眼前的抗爭是承繼自前人的犧牲與奉獻，然而，這有關前人的歷史，恐怕也還得精心篩選與設計。

今天的人們如何閱讀白色恐怖受難者，如何閱讀他們曾經以及或許持續至今的建設社會主義祖國之信念。他們，是合格的自由人嗎？

與蘋果的合作

今天凌晨，苦勞網與蘋果的合作初次上線，未來我們將挑選每日新聞與評論的摘要或精鍊縮減版本，刊登在蘋果日報即時新聞。

當訴諸新聞專業與編輯規劃的傳統紙媒面臨越來越嚴苛的挑戰，新的閱讀習慣與資訊取得管道持續興起；另一方面，網路資訊追求即時下的不連續性、瑣碎化，以及高度重複的問題又仍難以克服（例如ETtoday或者NOWnews我基本上不認為那是新聞網站）。如何在這兩個端點間找到新的暫時平衡與出路，兼顧品質與生存，或許已經成了一個普遍問題。

不同的媒體在這種挑戰之下紛紛端出不同解決方案，而蘋果在此時選擇與數個獨立媒體合作，除苦勞網外，還有上下游、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環境資訊中心、新頭殼，釋出一部分的編輯權限，讓合作媒體能維持其編採的自主獨立，自行審稿後刊登，一方面提供獨立媒體發表平台，另一方面也擴充自己的觀點與視野，目前為止，我認為這對多方而言都是聰明的選擇，也期待未來的合作順利。

「不藍不綠、不統不獨的人民民主」

張榮哲諷刺我對游婉琪報導的評論「沒有申論這與兩岸分斷體制的糾葛， 甚為可惜」。這說法乍看或許會感到突兀，其實有跡可循，講白了也沒什麼深奧大道理。背景就是，他自認的社運政治正當性來源就是不統不獨，因此必須要持續指認誰是統、誰又是獨，藉此來維持與辨認自己。

在陳柏偉命名了「（台獨）民族主義起乩神文」之後，張榮哲還必須藉由找一只「統」的稻草人來扎針，以平衡自己的發言位置，對張而言，「兩岸分斷體制」不言自明地就是統派話語，於是並不需要細究其所以，反正只要逕自往人嘴裡塞就足以達到發言效果了。

這是社運之反智嗎？我不清楚。但我很清楚地知道，如果「不藍不綠、不統不獨」的人民民主路線，到今天都還是一個值得信仰的政治，它勢必要能對歷史提出解釋，對社會被統獨分割綁架的效應提出具體的分析與可供檢驗的批評，而不是自滿於透過指認他人來標示自己。

這樣是不會有出路的，共勉。

社運圈不能說的秘密

我覺得游婉琪寫社運圈情慾的報導挺有意思，正如它的標題，說是「不能說的祕密」，因而，有意思的除了是內容之外，還包含報導所引起的反應。畢竟情慾這檔事，對很多人來說，就是只可做，不可說。

人參與社運抗爭可能有很多理由，基於公義、理想、抱負，這當然不可少。然而，參與社運組織，也就與任何的社會關係一樣，不管是同仇敵愾、相濡以沫；社運互挺，或者義氣結盟，如果社運是由人所組成，人與人關係的維持，不可免的，就有著情感的成份。

對於游報導的某種典型反應，是訴諸動機，把報導斥為「抹黑」：因為特定的「情慾」很污名，所以凡是報導「社運」與該「情慾」之關連的，就是抹黑社運；接著超譯報導，把訊息極化，暗示內文呈現了「搞社運不能打炮」的訊息，再予以駁斥或嘲諷。對我來說，這種對於報導的反應，本身才是試圖將社運中的情慾實踐鎖進暗櫃，回到那個「不可說」的狀態。

不舒服，不等於性騷擾

彰化高中男學生在校慶舞蹈排練時露內褲被女教官控性騷擾，本月初校內性平會開會決議案件成立。人們看到這個事件的處理，多半會斥之為荒謬，但仍值得細究追問。例如，有人雖然認為學生的確沒有「性騷擾」的意圖，因此可以寬容，不該重罰；但露內褲之「不雅行為」也的確會造成女教官不舒服，所以也應該向教官道歉。

我認為這種「寬容」主張其實非常脆弱，因為它恰好支持了當前「防治性騷擾」的主流話語，亦即，只要單方面感受到不舒服，就可以定罪。換言之，雙方或多方互動的情境、背景、脈絡，都可以被忽略，或至少是次要的。特別是在一個對於「性」極其敏感並動輒得咎的環境中，某人的「不舒服」本身彷彿就足以作為她就是「被騷擾」受害者之最有力的證明。而一旦有了受害者，那就必須要找出個加害者了。

運動必須政治化！

前司改會執行長林峯正號招籌組新政團，喊出「社運政治時程已逼近」，再次揭開運動政治化的話題。就邏輯上而言，「運動政治化」這組問題意識必然有著兩項前提跟假設：第一、當前台灣的運動是「去政治」的，因而有著再「政治化」的空間；第二、運動的「政治化」是好的。而要評估林峯正作出此一乎告後所欲端出的解決方案，是否真能解決他自己設定的運動困境，我們恐怕必須先商榷何謂「運動政治」。

運動的「政治」是什麼意思？運動的「去政治」又是什麼意思？Kate Millett在1970年出版的《性政治》（Sexual Politics）一書可以給我們一些提示。Kate Millett指出「政治」一詞的根本指涉，是一群體與另一群體之間的權力關係，藉由這個概念的推演，我們可以區分出怎麼樣的談論是「政治的」、而怎麼樣的談論又是「去政治的」。簡單例示，就以女性主義所關切的性別問題來說，假使我們把「男主外、女主內」的分工傳統，歸因於某種生物生理的自然分化，如此就是一種「去政治」的談論方式，忽視了性別之間的權力關係。相反地，「政治化」的談論方式則提示我們必須看見性別之間，包含著剝削、宰制，以及壓迫等種種的權力關係。

想像溫馨的國道收費員

高速公路收費員最後一天上班，有用路人在寒冬中溫馨送卡片，感念工人的辛勞，這個行為經過媒體報導，被廣傳為美談佳話。我並不懷疑那些送卡片者的真心，以及他們對收費員的祝福，然而，在一個木已然成舟的資遣案當中，這個無法不讓人感到溫馨的新聞，也就很難不成為一道究責的防火牆，以及社會大眾對自己所進行的心理療癒：我們是那麼地有同理心，雖然世道如此敗壞，但人間還是有真情；而給收費員的小卡片，也彷彿見證了在這殘酷的社會中仍然存在著的人性。

然而，如果我們改寫這條故事：收費員們在收費站倒下前，就先發制人，在假日發起罷工並癱瘓全台國道，中斷用路人的往來交通，以作為與資方談判的籌碼。假使故事有著這樣子的一個，實在很難與「溫馨」連上關係的發展，但卻反而真正能解決工人的問題，這樣的故事，又會被媒體如何的報導，而今日送卡片的用路人們，又會是什麼景況？

事實恐怕是，人們喜歡聽溫馨感人的故事，而媒體也樂於報導，因為它們總是並不真的改變什麼。這些故事被生產與傳遞的唯一功能，只是為了說服人們，現實其實還沒有那麼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