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談社運圈不能說的秘密

──第13屆性權論壇*的發言稿

今天要「再談社運圈不能說的秘密」，既說是「再談」，自然就沒有「不能說」的問題，這是沿用年初《聯合晚報》游婉琪所採訪的一篇報導，題目是〈燃燒吧！熱情社運圈不能說的秘密〉[1]，報導短短一千字左右，內容也並不複雜，但在當時卻激起了一場不算小的壺內風暴。

社運與護航

簡單說來，這篇報導把焦點放在社運的後台，在鎂光燈所聚焦的抗議場景背後，社運參與者之間的情慾／愛慾互動，雖然主題有趣，卻也稱不上是格外搶眼，一般媒體視角所常見的錯誤，它沒有少犯，例如雖然切入焦點不同，但都將各種運動過程中的現象解釋為「個人」（的魅力）云云，關注社運的一般報導，可能會將社運的得失、成敗，單單從領導者的主張、立場、人格特質、領袖魅力，等處著眼，這篇報導談論社運中的情慾，則採用了學運領袖「放閃」（以致於迷妹「倒貼」）等等，幾乎是一致的解釋模式。因此，我這裡要討論的對象，其實是這篇報導激起的反應（特別是在社運圈內部），多過於報導本身。

當時，社運圈中某種典型反應是訴諸動機，把報導斥為「抹黑」：因為特定的「情慾」很污名，所以凡是報導「社運」與該「情慾」之關連的，就必然是抹黑社運。這個印象，如此，再結合上《聯合晚報》當時不支持社運、屬於反社運的「主流媒體」之普遍印象，就更加罪證確鑿了。

這裡又可分疏成兩種意見：

（一）暗示「社運圈」裡其實沒有這種狀況，這很類似於「太陽花女王」被媒體報導後的一種說法，是把運動「再純淨化」，主張學運內沒有情慾活動，這是「否性」（sex negative）的立場；這一種說法，一方面，它實質打壓運動中「確實存在的情慾」；另一方面，這個藉由否性，炒短線交換而來的道德優越位置，一旦真相被揭露，立刻會被「打回原形」，在運動中的反挫效應我想是很清楚的。

這類型說法在鄉民的意見中仍佔據不少比例，但恐怕不會是今日現場各位所踩的位置，所以我並不打算多談；但我要提醒一點，這種「純淨」運動主體打造，既可以藉由直接對邊緣污名之否定來完成，也可以──較為迂迴的──透過公共價值與承認的比重，不成比例地分配予特定的形象與運動主體（如：純潔的孩子、母性、正直、持守人格特質等等）、神聖化特定的主體來對照完成。換句話說，無論是就社運明星個人的「造神」，或者社運整體在鬥爭社會正當性的過程裡，特定的性／別政治預設已經滲入其中。

舉個通俗的例子，太陽花議場內播放的電影《KANO》，我去年（2014）在寫一篇影評時，把它跟樓一安的《廢物》對照閱讀，在《KANO》的國族慾望與想像當中，「台灣精神」的載體自然得以匯聚在主角「阿基拉」這樣一個具備努力不懈的高亢意志與正面精神能量的人；反之，《廢物》當中蹺課、吸毒、偷竊，濃縮了各種卑劣偏差性格的角色，則不可能成為這種國族慾望的代表[2]。

我是查理：西方「反恐」的政治

──與陳逸婷、洪凌、劉羿宏合著

在「查理」事件的遺緒裡頭，深知（後）冷戰意識形態的讀者多半不會感到意外，某種秉持著純粹世俗主義（secularism）[1]與多元文化主義（Multiculturalism）的聲音，具備了絕不亞於「聖戰」與「宗教基本教義」的激情血性，正充斥著驚人的頑固、封閉、凝固扁平的非思辨性。

人們必須認識到，在這場已然失焦的「我是查理」（Je suis Charlie）言說戰場裡頭，「保障言論自由」的「保障」是遮蔽；而「自由」則是虛妄。無論是否存在法制層面的律令、無論機構性的手段，是保障、懲罰乃至於兩者皆非，特定言論總是在權力棋盤之內（被）道出，各種言論之間從而形成不均衡的壓抑／傾軋效應。

事件的「反恐」背景

11日，法國巴黎高達百萬人走上街頭遊行，高舉「我是查理」標語，數十個國家領袖野參與其中，捍衛言論自由、譴責恐怖主義與暴力攻擊。人們之所以在事件過後能夠立刻將攻擊定位為「恐怖攻擊」，或者是伊斯蘭國（ISIS）口中的「聖戰行為」[2]絕非偶然，那恰好顯示攻擊事件所累積的情感與憤怒，並不是毫無來由的偶然爆發，而是一種計畫性的反擊。假使聲援「查理」的情感與群眾動力源自於全球性的「反恐」邏輯，面對「恐怖主義」背後真切的帝國主義對伊斯蘭世界的侵略歷史，正是此刻無可迴避的要務。

「加害者」（恐怖分子／聖戰士）究竟是如何出現？就以伊斯蘭國來說，2011年，敘利亞內戰，美國為首的同盟國以武器和資金支援反政府軍，壯大這些叛軍，並稱其為「溫和的反叛者」，美國同時一手扶植敘利亞叛軍，另一手扶植伊拉克政府軍，目的就是為了要維持各國內部的宗派鬥爭、製造動亂，而敘利亞叛軍中，包含勝利組織等後續則帶著從美國那兒得來的武力併入了伊斯蘭國。不妨這麼說，「反恐」本身就包含了自我內在的循環，它的「反」同時建構出自身所要「反」的「對象」（恐怖主義）：人們口中危害和平的「恐怖份子」，往往正是「和平世界」帶頭老大哥資助並協作打造的產品，透過引發中東國家內戰、促成動亂，才生產出挾帶無數憤怒情感的「伊斯蘭」[3]。

從這個角度看來，那些在街頭上含情脈脈、在金球獎上高舉「我是查理」的好萊塢明星，假使反對的真是「恐怖主義」及其威脅，怎麼絲毫不曾考慮過將譴責目標轉向──「恐怖攻擊」的真正來由──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帝國主義暴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