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習生的勞工身分

實習生的勞工身分，說特殊其實也不特殊。「學習與工作難二分」或許是事實，但這同企業支不支薪根本沒有關連。最簡單說來，「難二分」的意思其實也就是肯定了兩種性質的同時並存（學習＋工作），就學習而言，實習生具學生身分；就工作而言，實習生有勞動事實與勞動成果，具勞工身分，兩者本來就不互斥。

這種答案顯而易見的爭論，實務上卻經常走向一個死胡同：指摘實習生缺乏經驗、勞動成果不佳，而實習單位還得額外加派人手來「指導」實習生，因而，實習生妄想拿錢也就看似顯得貪心甚至奢侈了。

這可分為幾個層次來看，除了如林柏儀所說，企業本來就必須花心力來「帶菜鳥」，同支薪與否無關以外，背後其實還是勞動力再生產的整體成本配置問題。在當前的社會現實底下，大學等教育機構替企業培植勞動力，負責供應源源不絕之「訓練完成」的勞工予企業使用。而這訓練的成本，主要又是由學生的學費支應，而學生的學費則主要來自於他們（勞工階級的）父母。換言之，我們可以如此總結，就總體而言，勞動力再生產的成本是被勞工階級吸收了絕大部分，而資方則根本可說是雙手一攤地坐享其成。

因此，這裡涉及的當然不只是實習制度，而更是整個教育與學費制度的想像。我們今天在爭論企業面對實習生是否「負擔了額外成本」時，都必須先認識到，這些所謂的企業之「額外負擔」，原先就是在一個不平衡的、扭曲的勞動力再生產成本配置的基礎上發生的。

環保話語的「處女」想像

──2014/7/18刊登於《天下獨立評論》

私立貴族學校薇閣欲擴建，申請變更北投保護區土地為文教區一案，遭到環保團體抗議，近日驚傳薇閣董事長李傳洪離譜失言，指擴建預定地「不是處女（地），已是得愛滋病三期的站壁老妓女」，形容該處環境已嚴重污染，應透過開發得以重生。消息傳開，有網友諷刺李傳洪的發言是集合了「處女情結」、「娼妓職業歧視」與「愛滋汙名」的「三種歧視，一次滿足」。

李傳洪的失言是再明顯不過的，誇張惡質程度近來大概只有北市都審委員張吉宏的「公娼還能活多久」論差可比擬；然而，假使攤開長期以來環境保護話語當中，無論來自於環團或者是媒體所經常應用的「（保護）處女地」一詞，本身所蘊藏的歧視意涵，媒體與網民越是精明地指認出李傳洪之惡，卻反顯出對另一端點的麻木與無感。

簡單說來，「處女 vs. 愛滋站壁老妓女」這組名詞的語用效應其實是一對稱等式，彼此相應相生，缺一不可。「處女」意象越是珍貴、聖潔而需要極度保護，也就越是反顯「愛滋站壁老妓女」之可鄙可憎，後者的污名正是源自於前者被冠上的尊榮不凡。假使「處女」只是個客觀描述語詞，例如用以定位尚無性經驗的女子，或者特定未經開發之土地，那倒也無可厚非，偏偏在實際的日常語用當中，「處女」話語卻又總是帶有道德與規範性的意涵，象徵著需要被守護與保持住的那份神聖與純潔，而「開發」處女，則是不道德的。正因如此，「處女地」也才順理成章地能夠成為環境保護的話語：因為女人當守貞、而處女（地）則當拒絕開發。

愛滋個管師與樂生指導員

看到黃道明對愛滋政治中的「個管─列管」體制提出批判，遭到個管師與醫療實務界的抵制與反彈，其實感觸頗深。樂生的抗爭經驗裡，過去也經常碰上「醫療實務」之所謂「倫理」問題，像是指導員（麻風病院中的特殊非醫事角色，負責居家照護及生活輔助工作等等）或者醫師，幾乎都反對老人家抗爭，理由則是這的那的「為病患好」的緣故，甚至指控是樂青投射了自己的抗爭慾望在老人家身上（學生利用病患抗爭云云）。

個別的愛滋個管師對於感染者具有關懷與照顧作用，我相信絕對是肯定的；正好比樂生院指導員的角色，同樣是既強硬又柔軟。過去強制隔離的年代，指導員會隨同警方到家中捉人、將病患「逮捕」入院；日據時期，他們負責規劃管理與監控病患的日常作息與行為（詳見《樂生：頂坡角一四五號的人們》）。而到了今天，這些強制性的高壓經過了表面「轉型」，指導員成了關懷者與照顧者或者「助人工作者」，而院民生活的諸多細節，也（一如以往地）經常需要指導員的協助，包含從約診看診到採買東西等等，權力的支配則同樣滲透在這些生活的互動依賴上。

來一份「驕傲華堡」 請問六色或者七吋？

在全球同志驕傲運動時興的語境下，漢堡王近日推出「驕傲華堡」[1]，六色彩虹漢堡包裝內寫著「我們裡面都是一樣的」（We are all the same inside），表態力挺LGBT；再搭配常見的、真偽難辨的「（假）實境秀廣告」作為宣傳，成功賺人熱淚並贏得企業形象。

就商業與貨幣的邏輯而言，只要你願意掏錢買漢堡，作為消費者，很自然地，「我們裡面都是一樣的」。這或許是一個普遍面向的問題，運動不該仰賴企業與資本家良心，但若他們偶爾願意做些剛好符合自身利益的「好事」，也無須執著於刻意在此反對。

然而，「我們」真的一樣嗎？若不是藉由將那些「實在不一樣」的個體予以驅逐排除，如何能夠聲稱「我們」是與「你們」一樣的？真正嚴肅的問題是，全球同志運動對於「正常」之名份與認同追求的集體狂熱，究竟是以什麼為代價？Scot Nakagawa的這段描述，至今是相當好的註解：

「我們」不應遭受歧視，因為「我們」和「你們」都是一樣的，而同那些和偏見與歧視聯繫在一起的「他們」是不一樣的。[2]

「我們」為了晉升上層，追求「正常」的尊榮名份而竭力與「他們」畫清界線保持距離，讓那些具有道德瑕疵的底層邊緣，如婊子花痴多P轟趴一夜情，成為那個永遠無法真正擺脫污名的「他們」，而根本地忘卻「我們」其實（曾）是「他們」的一員，或者「他們」就內在於「我們」當中。而這樣的正常化論述，如今卻在無論是政治（如國家讓渡部分權力協同治理）或者經濟（如友善商家推出友善商品）的過程中都得到助長而無限制地膨脹。

娛樂產業無薪實習

陳逸婷的「無薪實習」專題主要以傳播科系與產業出發，談到像是金星與金馬的實習狀況，如何普遍地、大規模地透過無給薪的「實習」勞動力維持產業的存續。我感覺，整個實習問題背後所反映的，真是整體產業勞動力培育與再生產問題的其中一個環節。

舉例來說，過去娛樂產業要培植一名新人，無論是模特兒、演員，或者歌手等等，首先是經濟公司必須要有星探，需要甘冒選人挑人之風險；接著，公司要投資各種成本，把素人打造成為明星，包含讓新人去學習各種舞蹈、歌唱課程等等；最後，經過了一系列的投資與付出後，公司才推出產品，藉由抽成回收利潤。

而現在，娛樂產業整體的勞動力培植週期已經是扭曲的了，例如像「明星藝能學園」這樣的單位，是讓有星夢的人自己付費上課，經過一系列課程的自我（自費）投資、打造後，才「有機會」雀屏中選得到合作單位的賞識而簽約。由此，娛樂產業在新生一批新的產業後備的成本，已經由（準）勞動者自己預先承擔掉了。而這同時也意味著，勞工的自我打造是不保證最終能有所回報的，但產業界整體則可以在近乎零負擔的狀況下，保證享有新一批的勞動力，甚至還能透過收受課程費用而提前獲利。

這種整體性問題，絕非「個人意願」所能充分回應（例如，我有星夢！我願意自我投資！我願意無償勞動！），就整體的勞工的角度而言，你的無償付出，也下拉了整體的勞動市場價格，因此往往同時是以他人為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