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禁搭便車條款」的一點粗淺想法

一般來說，所謂「禁搭便車」，指的是例如透過勞資協議要求加薪，工會要求加薪措施只及於工會會員，不得一體適用於非會員，有一說是，如果資方對會員與非會員一視同仁，則屬不當勞動行為（即打壓工會）。

我一點不成熟的想法，是對於此種工會只顧會員利益的本位主義，有些直覺的不同意。舉例來說，最近韓國工人來台抗爭，永豐餘工會同資方站在一致的立場上，認定公司在韓投資失利就應關廠。先不論永豐餘工會是否為資方工會，假使他真是勞工自主，但只顧及會員利益（會員僅為本國勞工），那麼，站在會員利益的立場上，維護公司整體的獲利能力，而支持資方關廠政策，似乎仍是符合理性的。

但是，我們一般都會反對這種立場，理由是，有一更高的價值範疇被要求在工會上，高過於純粹的會員利益，即普遍性的「勞工階級意識」。雖然韓國Hydis工人不是永豐餘工會會員，但台韓勞工具有一致的工人階級位置，應該在發生勞資爭議時保持團結，而我們也相信，這樣跨越個別侷限的階級團結，才可能真正有助於各地的工人。

那麼，講回「禁搭便車」，固然，讓非會員與工會會員享有一致利益，可能有「公平性」問題，但是當利益能擴及非會員，是否反而是組織者宣傳工會實效的時機，而就算確實有人今次是坐享其成的，當未來再次發生勞資爭議時，是否也可以讓全體工人明白工會是有談判實力的，且有明確紀錄佐證。

相反，只針對工會會員加薪，一來對資方而言反而省錢（加薪措施一體適用資方勢必負擔更多）；二來，工會主動提出限制加薪成果只及於會員，是否將擴大會員與非會員的矛盾跟撕裂，無助階級團結？

酷兒政治與酷兒政治的主體

我給酷兒政治的簡單定義是，它是在針對「性（政治）」的權力操作下，面對宰制與壓迫關係所展開的解放運動。因為定義是依循著權力操作，所以群體範圍的邊界也是動態的（因為權力操作是動態的），故而，有別於同性戀的身份政治，具有穩定的群體邊界想像（與同性發生性愛互動關係之群體），酷兒政治的政治主體，也會隨著性政治權力佈局的流變，而有所更替。

在西方的語境下，「酷兒」似乎與「同性戀」呈現出一種恆常的角力關係，前者雖然不斷以批判檢討反思後者的形象或姿態現身，但這種恆常關係也注定了兩者的相依相生，或也可說是某種路徑依賴。但對我而言，假使對「酷兒」概念的重構，就是要直面「性」的壓迫與宰制等權力關係，那麼在今日此刻，我們或許就不得不面對，當同性戀群體已然得到一定程度的認可，獲得了驕傲，社會的（性）解放潛力，是否已然不再寄存於這個群體身上了。

當然，這並不是一個絕對性的分析，並且我也清楚，許多人仍持續努力將同志運動「酷兒化」，但問題在於，解放運動的政治主體，是否是可以「擬就」的呢？如果此刻同性戀實際上已經不位於性階層的底層，已經無法反映最深刻的社會矛盾或排除效應，那麼，趨向主流化或逸樂化，其實就是很正常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