含淚投票

所謂「民主」作為開放性的公共與溝通場域，不過是學院知識分子的書空咄咄。在現實的政治語境下，選舉就是、且從來都是零和遊戲：彼勝故我敗、彼負故我正，將它代換稱呼為「中華民國存亡之戰」或者「正常人智力的考驗」或都無妨。選舉的正當性與選民手中選票的神聖性，就展現為對方「全錯」與自己「全對」的表意上頭。

從這個角度來看，含淚投票者起碼是心理知道（只是不願承認）表意過程裡能指與所指的斷裂、手段與目標的脫勾。他們含淚，是因為對於自己手中選票的不篤定乃至於不確信。

在今日的「民主社會」，對比於那自鳴得意且十足確信的人們：我方之勝即人類社會之勝；我方之敗也將是人類社會之敗。含淚投票者的心態，他們的不篤定與不確信，還是相對健康的。假使沒有這份自我懷疑，政治還有可能嗎？

記吾鄉。種籽

劇場可以有自己內在運行的軌跡，不必然要討好觀眾，但當演出刻意安排互動時，是否至少帶有最低底線的誠意？

從最初場景，導演向觀眾拋出何謂「鄉」（或者「家」）的提問，要觀眾用筆在傘上寫出片段語句，接著直到戲的告終為止，這些語句只被抽象化約為「故事」二字。人們無需要知道故事的具體的內容，只要知道似乎存在著許多不同的關於「鄉」的故事即可。演員從觀眾間穿梭而過，表演出一種觀看的姿態，從而便彷彿處理了這些「故事」。這是一種形式主義的敷衍，註定讓探問「鄉」的原意，剛好一百八十度倒轉，使那「鄉」成為無需提問，不證自明的存在。

每個人都有著「鄉」嗎？任誰都有那能夠回觀的「鄉」，且這「鄉」還具有可見性，能形諸以文字化並書寫在傘上嗎？本該是基礎與核心的提問，卻由於儀式貫穿了舞台內外，或者根本上取消了舞台界線，劇場邀請觀眾同演員合力完成的儀式，於是實現了一種共識假象，在一個表面「開放」的場域當中，造成這些提問的不出現，或根本上不能出現，這恰是一種儀式暴力的展現。

當「鄉」已然是無續探究實體的形式化與美學化乃至於去歷史化的對象，動輒「五百年」前後時間觀的大哉問，也只能是一種缺乏歷史向度的扁平囈語，五百年因而只是抽象數字，而不是時間觀念。甚至無需提及加薩、巴勒斯坦，就連戲劇所在的寶藏巖吧，周老先生他其實也可以姓王，或者姓李，根本上並不會構成太多影響。

愛滋治理與戒嚴主體

台灣的愛滋治理之所以能夠在短短時間內發跡擴散，形成官方和民間的高度結合，展現為遍地開花的同志健康中心，當然，資源會是一個重要條件，當HIV防治成為公衛的重要項目，預算於是決定了議題設定，但這還無法充分解釋，包含官僚系統的內部本身，以及它與既有的大小民間社團，為何可以這麼迅速的自我動員、搭配就位。

放在台灣特殊的歷史情境，我覺得有些特殊環節可能繞不開，例如像是個體與國家之間的關係，台灣存在著格外綿密完整的戶口登記與監控，這一方面是日據以來的殖民現代性，也是國民黨在冷戰／戒嚴時期為清查匪諜實施人口監控的技術。在國家制度面以外，也反映到民眾主體的狀態，我是這樣理解賴麗芳所說，校園內「怪怪的人」不出聲、或難以出聲的狀態。我沒有非常在意這些人是不是要被叫作「酷兒」，但總之，他們不只是「被體制搞」，這個「被搞」本身也影響了他們存在的樣態，像是戒嚴體制下的身體，順應或者反對體制，都無法避免主體已經內化了部分的紀律規章或者要求，以及，如何想像自己與國家的關係，與權力的關係。

所以，這裡就有著兩個方面的因素：一來，透過綿密的戶籍登記，國家原先就能夠高度掌握人口，乃至於在公衛脈絡下，國家也可以高度監督個體的健康與生存狀態。二來，是在上述的冷戰／戒嚴的主體狀態當中，人民也內化了這樣的與體制間的關係。亦即，這也是殖民與戒嚴的後遺或殘留，是在這樣的「先天條件優勢」下，台灣的愛滋治理才得以從官方到民間，從公衛系統的官僚到民間團體經營的社區，迅速搭配整合；從通報匪諜，變成通報HIV陽性。

輕輕搖晃 Lilting

這樣一個深沈而哀傷的故事，至少就我讀來，顯示的就是人們如何難以真正透過語言而相互認識，以及翻譯的不可能性。這是語言本身固有的限制：你張開嘴嘗試說話，聲帶發出一些聲音，透過這些聲音以傳遞某種訊息，讓聽到的人能以自己的方式，對應到他們過去經驗中所曾聽過的另外一些聲音，從而比對並辨認理解這樣那樣的訊息。然而經驗的落差以及人與人之間的信任或不信任、防備與猜測，卻使這樣理解的企圖總是落了拍，總在拋與接的幅奏中亂了套，聲音最終是歸於自己且忠於他的主人，他人所聽到的其實並非你所發出的聲音，而是自己耳殼與腦門的迴盪，在這樣的迴盪中賦予了它之於聽者的意義。藉由跨文化（族群、語種）、跨代（年齡），電影從而提供了一個方便的入門，讓人一窺語言的有限性，但是，在同種同齡間，母子與愛侶間，又何曾能夠輕便的透過語言而相互理解呢？

筆名的獨立人格

簡單看法是，筆名（或假名）也可以連結作者人格，連結的強度不見得小於身分證上的本名，例如，知道「九把刀」的就遠比知道「柯景騰」的要多。再者，筆名也可以有獨立人格，從根本上來說，無需從屬於發言者的法律身分，或說，無須確保發言來自一有名有姓的「真人」（有證件可供對照）。

說到底，我們決定是否接受一言論，主要應該還是依照言論的內容本身來判斷，而不是依照那言論由誰所說，這是「不以人廢言，不以人舉言」的基本原則。當然，在實際的案例上，人非萬能，很多時候缺乏完備的判斷能力，在日常的溝通甚至於嚴肅的訊息傳遞對話當中，難免用遠近親疏、或者發言者的聲望與歷史紀錄等訊息，來協助對言論本身進行判斷。通俗上常說，公眾人物的發言要比一般常民更為謹慎，也是基於此理，因為一來發言的接收面積範圍大（名氣大），二來假定公眾人物較有聲望（可信度高）。但無論是就哪一點來說，這也都與發言筆名的「確有其人」（與法律身分的同一）沒有必然關連。因為，「筆名」隨著長期經營，而發展出比發言者「本名」具有更高的名氣時，本身即具有獨立人格，亦即，可以獨立的經受人們評價其可信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