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吾鄉。種籽

劇場可以有自己內在運行的軌跡，不必然要討好觀眾，但當演出刻意安排互動時，是否至少帶有最低底線的誠意？

從最初場景，導演向觀眾拋出何謂「鄉」（或者「家」）的提問，要觀眾用筆在傘上寫出片段語句，接著直到戲的告終為止，這些語句只被抽象化約為「故事」二字。人們無需要知道故事的具體的內容，只要知道似乎存在著許多不同的關於「鄉」的故事即可。演員從觀眾間穿梭而過，表演出一種觀看的姿態，從而便彷彿處理了這些「故事」。這是一種形式主義的敷衍，註定讓探問「鄉」的原意，剛好一百八十度倒轉，使那「鄉」成為無需提問，不證自明的存在。

每個人都有著「鄉」嗎？任誰都有那能夠回觀的「鄉」，且這「鄉」還具有可見性，能形諸以文字化並書寫在傘上嗎？本該是基礎與核心的提問，卻由於儀式貫穿了舞台內外，或者根本上取消了舞台界線，劇場邀請觀眾同演員合力完成的儀式，於是實現了一種共識假象，在一個表面「開放」的場域當中，造成這些提問的不出現，或根本上不能出現，這恰是一種儀式暴力的展現。

當「鄉」已然是無續探究實體的形式化與美學化乃至於去歷史化的對象，動輒「五百年」前後時間觀的大哉問，也只能是一種缺乏歷史向度的扁平囈語，五百年因而只是抽象數字，而不是時間觀念。甚至無需提及加薩、巴勒斯坦，就連戲劇所在的寶藏巖吧，周老先生他其實也可以姓王，或者姓李，根本上並不會構成太多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