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滋治理與戒嚴主體

台灣的愛滋治理之所以能夠在短短時間內發跡擴散，形成官方和民間的高度結合，展現為遍地開花的同志健康中心，當然，資源會是一個重要條件，當HIV防治成為公衛的重要項目，預算於是決定了議題設定，但這還無法充分解釋，包含官僚系統的內部本身，以及它與既有的大小民間社團，為何可以這麼迅速的自我動員、搭配就位。

放在台灣特殊的歷史情境，我覺得有些特殊環節可能繞不開，例如像是個體與國家之間的關係，台灣存在著格外綿密完整的戶口登記與監控，這一方面是日據以來的殖民現代性，也是國民黨在冷戰／戒嚴時期為清查匪諜實施人口監控的技術。在國家制度面以外，也反映到民眾主體的狀態，我是這樣理解賴麗芳所說，校園內「怪怪的人」不出聲、或難以出聲的狀態。我沒有非常在意這些人是不是要被叫作「酷兒」，但總之，他們不只是「被體制搞」，這個「被搞」本身也影響了他們存在的樣態，像是戒嚴體制下的身體，順應或者反對體制，都無法避免主體已經內化了部分的紀律規章或者要求，以及，如何想像自己與國家的關係，與權力的關係。

所以，這裡就有著兩個方面的因素：一來，透過綿密的戶籍登記，國家原先就能夠高度掌握人口，乃至於在公衛脈絡下，國家也可以高度監督個體的健康與生存狀態。二來，是在上述的冷戰／戒嚴的主體狀態當中，人民也內化了這樣的與體制間的關係。亦即，這也是殖民與戒嚴的後遺或殘留，是在這樣的「先天條件優勢」下，台灣的愛滋治理才得以從官方到民間，從公衛系統的官僚到民間團體經營的社區，迅速搭配整合；從通報匪諜，變成通報HIV陽性。

Cindy Patton提到70年代美國的基進健康倡議者會援用反殖民的批判話語，接合像黑豹黨的黑人民權運動等等，作為對國家暴力的抵抗想像。由於當前愛滋治理具體地與同志社群原有的「愉悅」或者「性」等內聚動力發生衝突，所以性解放立場是提倡以一種社群自主由下而上的、顧及愉悅的，反對專家威權的健康觀點。不過，如果是在台灣，我想愛滋治理的性解放立場，應該也不會是只以「同志社群」為設想目標，而要把當下愛滋治理局面的「前提」也重新清理，這可能就意味著，清理殖民現代性與戒嚴的殘留，並且要把早在愛滋治理興起之前，那些被普遍覺得「沒問題」、甚至是「好福利」的生命政治與人口治理技術都重新給問題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