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潘世偉因為劈腿下台

當X（潘世偉）因為Y（劈腿）而導致Z（下台）

事件顯示的就是Y會導致Z

性權派反對Y─Z這個因果連結，根本不需要去替X本人背書（性權派同樣可以覺得X是個爛人）

而就算X是個性保守派，甚至撇清自己的劈腿，這跟性權派的綱領也是完全無關的，性權派反對Y─Z，不需要仰賴X是否進步或者他的主觀意願。

性權派當然無法要求或期待，每個工運份子都是性權派，在這個事情上，性權派跟工運份子間可能在X跟Z這兩個端點上，都有共識（都覺得潘世偉是爛人，甚至都支持他下台）

但是性權派不可能去支持Y─Z這個連結，而對於工運份子，即便性權不是他們的首要工作，但只要不是反對Y的保守派，我幾乎可以想到一百種聲明的方式，同時反對Y─Z又支持Z，既不牴觸自己的工運議程，也可顧及社運結盟，但很可惜，部分工運份子當時面對性權派的方式就是：Z好爽！Y─Z我也好爽！你不爽？你去死！

芮妮‧齊薇格與身體整形

芮妮‧齊薇格（Renée Zellweger）疑似「整形」的畫面在網路上傳開，隨後得到了人們的兩種反應。第一種，是主流媒體藉由「崩壞」、「嚇人」、「邪笑臉」等惡意詞彙表達的厭女情結，他們對著芮妮的面孔指指點點、嘲笑芮妮「整形失敗」；第二種，則是採取了批評上述言論的方式出場，以一種反對整形的標準說詞，將芮妮當成是「被迫整形」的受害者，相對於主流媒體的惡意取笑，他們則對著芮妮的「新臉」緬懷她「舊臉」之（自然）美。

如果說，主流媒體的「厭女」展現為他們對於今日芮妮毫不留情面的貶抑，背後貫徹的是整個時尚文化工業對於「美」之苛刻認定；那麼，後面一種反應，則改以更為含蓄的方式去否定今日的芮妮，他們或會對著照片一嘆，明指暗示今日的「整形」壞了芮妮，而過去自然的她又是多麼的美。當然，他們旋即又會將這類批評與當事人區別出來，因為，芮妮是在某種男性集體凝視與審美暴力的結構下「被迫改變自己」。

恰恰必須要指出的是，後者建立在自然／人工對立二分框架下的評價，崇尚自然而貶抑人工，其實同樣是藉由一己之主觀，片面否定不符合自己審美標準的女性面孔：唯有維持天生自然的外貌，才是個人自主的表現，而凡是以外力人工改變自身面孔，則被指為讓渡了自主性，成為受迫於男性凝視或者文化工業審美標準的受害者。因而，這類論點，與主流媒體並無二致，同樣無需考量主體自身感受（主體是否因為整形而獲得更高的自滿、自信），只是將「標準」進行置換（置換成「自然」與否），這是兩種反應背後牢不可破的共識，也揭示了兩種說法雖在表面上對立互斥，其實卻是「厭女」跟「厭女」的延伸變形。

良善面貌的警察暴力

華隆工人被抬上警備車的過程裡，一位中年短髮女警格外引起我的注意。兩線三星，看上去身手幹練，在現場算是長官了吧，在兩列警方人龍的中間來來回回，負責指揮調度其他女警的清場節奏與路線。

之所以她吸引我，並不因為她正在盡她份內的事，而是因為那些她所多做的。像是在媒體鏡頭未及之處，叮嚀部屬多注意是否有需要攙扶的老工人、指示其他員警協助避免有人受傷，以及在等候警備車時長時間同工人的搭話。

警察經常同抗爭者搭話，扣除掉某些刻意的調侃與挑釁（如：演夠了！該回家啦！），其它多數時候則是漫不經心的。她卻讓我格外感受到一種真誠，她會拍拍路過的抗爭者的肩，說聲辛苦。面對其中一些工人向她重提抗爭訴求、甚至是批評政府時，她沒有打斷，聽完後也表態自己的支持，並且也不忘隨後補上一句，改革只能慢慢來，不可能一夕成功，自己只是在執行警察必要的工作，要工人們加油多保重云云。

緊接著驅離指揮，與驅離過程中引發的真實的肢體暴力，人們難免簡單將她隨後的「良善」表現斷定為虛偽。然而我相信她表現的本真，她履行自身的職業理性，作為國家機器第一線鎮壓工人運動的理性，與她隨後表現出的對工人的關懷，恐怕並不截然互斥。

人們對於維護國家治安的警察，經常採取以兩種方式理解：

（一）將警察辨認為無意識地受國家支配，在執法當下，警察作為執法者，把自己的主體性與自我給騰空讓渡給國家。

（二）假定警察對於自身角色有著錯誤認識，或者基於無知而表現出的某種屏蔽，因而無法正確認識到自己的利益其實與抗爭者一致。

這兩種理解方式也反映在抗爭者面對警察的相應策略。好比說，藉由（一），抗爭者將個體所經驗到的暴力聯繫上國家的抽象暴力，再將這抽象暴力從個別警察的個別身體上抽離區別出來。因此，警察可以不是敵人，警察是無意識的執行者；藉由（二），既然警察的行為是基於無知的錯誤認識，抗爭者就要喚醒警察個體的意識，進行知識的補遺，再把警察拉作同一陣線。這也是近來抗爭場景中，經常出現對警察呼籲喊話的背景（如：轉過去！與人民站在一起！）

〈我為什麼無法歡慶馬拉拉得諾貝爾和平獎〉譯按

中國社科院美國所學者潘小松曾指出，自冷戰以來，諾貝爾獎的評選一直都順應著國際政治波動與全球化下的經濟潮流。事實上，作為一個評獎機制，諾貝爾和平獎向來是國際秩序、文化秩序與主流意識型態論述的重要組成。當一個評選與頒發機制，本身就具備了充分的能量去創造一個事件，成為全球矚目的盛事，並藉此對著全世界特定地理空間上所發生的各種現實進行屏蔽與挑選，進而注入決定性的意涵，進而重新再強化、補充了所謂的國際「公信力」，這個評選的操作，就足以彰顯出誰真正掌握話語權，得以打造「和平」內容與指標，並鞏固了全球秩序仲裁的既定霸權。

本文原標題為"Why I can’t celebrate Malala’s Nobel Peace Prize."（Middle East Revised），此篇短文質疑了西方敘事下的人道關懷與救援行動，並提出這可能正是造成人道危機的共謀，透過既定意識型態文本下所框定的苦難敘事，卻刻意遮蔽了西方帝國主義區域介入的角色，使得歡慶這類人道救援敘事文本的西方世界，無需反身所譴責的「惡魔」（暴行）背後，所處的帝國主義侵略行徑自身，就是共犯。如果在一國範圍之內，我們早已熟習統治者胡蘿蔔與棒子的治理邏輯，在剝削的另一面表揚「模範者」、培養各種代理人；在國際政治的尺度中，我們也必須認識到，諾貝爾和平獎作為西方全球文化治理的工具之一，必然含有肅清政敵、為霸權的侵略進行合理化粉飾的功能，所表揚者，不超出經我所援救、為我所認同的那些「優秀的受壓迫者／反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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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為什麼無法歡慶馬拉拉得諾貝爾和平獎

為何平反蔡育林？

台鐵要搞清楚一件事：我們都不是開趴的當事人。那麼，為什麼法庭外卻有這麼多看似無關的人要來聲援蔡育林？

今天台鐵用「損害商譽」為由，對蔡育林提告求償。我們這些人或許不曾在台鐵車廂裡開性愛趴，但我們可能是在百貨公司的廁所、在晚上的公園、在海邊的沙灘，在所有可能的公共空間裡曾有過各式多樣的性活動。在這些空間當中，人的生活本來就是多樣的，各種的活動在許多人們所看不見的角落、不知道的地方，正在發生、正在進行。

如果每一個空間的管理者都可以按照台鐵如今對待蔡育林的方式，動輒因為性活動遭媒體惡意曝光就提起告訴，那麼我們這些人，甚至更大範圍的民眾，在其他所有公共空間的性活動也可能都面臨同樣的威脅。

此外，我們的行動要指出一件事，空間的意義不是不可改變的。例如去年台北車站一樓大廳開齋節的爭議。針對外勞的聚集，台鐵一開始是嚴厲地鎮壓，擺出紅龍禁止滯留，認為外勞「有礙觀瞻」。這件事情後來經過了社會運動的抗議與批判，才終於讓台鐵退讓，而隨著時間推進，人們會知道，其實外勞的聚集活動也就是在那個空間當中很自然、很正常的一種景象。

這顯示，空間的使用、意義與狀態其實可以被挑戰與調整。開齋節的事件面對的是族群的污名與歧視；在台鐵性愛趴事件裡，面對的則是性的污名與歧視。我們要求平反蔡育林，就是認為這個空間的意義可以被改變。

關於香港齊澤克學會的佔中宣傳

據聞，「世界最知名哲學家齊澤克」發文支持了香港佔中，且不說真實性待考證，比起拿著一張自己也看不懂的牌子就給人拍照聲援，最後惹出像 Chomsky 那樣的麻煩來說，親自提筆寫字還是比較保險的，至於文字如何被翻譯與傳播，也就不是原作者需要去傷腦筋的了。

從第一句話開始 you have my full support in your pursuit of your "impossible" dream. 翻譯時就竟然自己蹦出來一個「－－普選－－」。

而第二段的 capitalists from the North joining your own ones. 則被翻成「北方[富豪]資本家的大舉入侵」，資本家被打了括弧寫上富豪，然後本地的資本家（your own ones）則直接消失不見了。

這當然只是一篇短文，卻仍值得認真計較，畢竟，就連第二段我覺得是全篇重點的 Without economic rights, without social justice and solidarity, a ballot is merely a fetish. 都直接把這 fetish 給漏譯，「拜物」兩個字根本沒有出現。

怎麼理解 be realistic? 其實 Zizek 已經不只一次講述某種烏托邦的反面，亦即，反對烏托邦而主張「漸進改良」的「現實」考量，本身才是一種不可能達成的烏托邦，現象（壓迫）與對現象的反應（改良），成了資本主義總體性當中的合謀；他也多次引述 Badiou 的說法，認為（自由）民主已是今日之敵，批評當代對民主形式的盲目信仰正阻礙了人們對資本主義的質疑。

Zizek 當然不一定全對，要完全把他擱在一旁我也無所謂，但既然要借人之口，這些基本的申論難道「齊澤克學會」會弄不清楚？

想起洪凌3月在太陽花佔領立法院場子講話時，開頭的那句「很多時候我們支持運動，是因為我們對運動本身的意識型態不贊成而現身」，儘管 Zizek 向來非常鄙夷中國的社會主義實體，以及所謂亞洲價值，但要把他理解成「挺」或者「撐」，總覺得有些太過輕便。當然，以上討論還都是建立在暫且不質疑該文真實性的前提下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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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齊澤克學會廣傳來自「世界最知名哲學家」的打氣
香港齊澤克學會的中英翻譯

香港佔中的民主假藥

對我個人而言，我真正在意的並非只是馬克思、恩格斯或者列寧等人在百年前曾經說過些什麼，而是他們所說的那些話的實際內容，究竟如何放在現實底下被理解。一個道理若是說得通，它不一定非得出自於某某之口，也該要是正確的，我們怎麼看「資產階級普選制」，也當如此。

我相信民主不只一種樣態，如今人們口裡所說的，與其說是追求民主化，不如說是美國化──美式自由民主體制──的挪移照搬，或者，至少這種民主，就不會是社會主義民主，或者毛時代的「大民主」。且說不知者無罪吧，香港的朋友們或許有對美式民主天真的權利，但身在台灣的朋友們難道不該有著更嚴苛的自我質問嗎？台灣近二十年來的社會運動，難道不就是在所謂「民主化」後，面臨在主流民粹政治的夾殺間拼搏嗎？一人一票確實能讓藍綠兩黨輪替接棒，唯獨換不掉的卻是那藍綠背後永在的財團與資本的力量。民粹與多數暴力的結果，是各種邊緣議程在含蓄多元容忍吸納的臨界值外，面對更暴力的排除輾碎，全方位監控不 再只是來自國家機器，還有更多自願就位上崗的「民間組織」 ，拿出手機與鏡頭隨時預備好要揪錯與揭發的良善公民。

因此，民主從來不是一個簡單的線性時間觀，只有「夠」與「不夠」、前進與倒退的問題。如果美式民主在台灣實行的經驗，已經足證為一帖假藥，如今我們又怎麼能夠志得意滿地拿著這帖假藥往香港兜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