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善面貌的警察暴力

華隆工人被抬上警備車的過程裡，一位中年短髮女警格外引起我的注意。兩線三星，看上去身手幹練，在現場算是長官了吧，在兩列警方人龍的中間來來回回，負責指揮調度其他女警的清場節奏與路線。

之所以她吸引我，並不因為她正在盡她份內的事，而是因為那些她所多做的。像是在媒體鏡頭未及之處，叮嚀部屬多注意是否有需要攙扶的老工人、指示其他員警協助避免有人受傷，以及在等候警備車時長時間同工人的搭話。

警察經常同抗爭者搭話，扣除掉某些刻意的調侃與挑釁（如：演夠了！該回家啦！），其它多數時候則是漫不經心的。她卻讓我格外感受到一種真誠，她會拍拍路過的抗爭者的肩，說聲辛苦。面對其中一些工人向她重提抗爭訴求、甚至是批評政府時，她沒有打斷，聽完後也表態自己的支持，並且也不忘隨後補上一句，改革只能慢慢來，不可能一夕成功，自己只是在執行警察必要的工作，要工人們加油多保重云云。

緊接著驅離指揮，與驅離過程中引發的真實的肢體暴力，人們難免簡單將她隨後的「良善」表現斷定為虛偽。然而我相信她表現的本真，她履行自身的職業理性，作為國家機器第一線鎮壓工人運動的理性，與她隨後表現出的對工人的關懷，恐怕並不截然互斥。

人們對於維護國家治安的警察，經常採取以兩種方式理解：

（一）將警察辨認為無意識地受國家支配，在執法當下，警察作為執法者，把自己的主體性與自我給騰空讓渡給國家。

（二）假定警察對於自身角色有著錯誤認識，或者基於無知而表現出的某種屏蔽，因而無法正確認識到自己的利益其實與抗爭者一致。

這兩種理解方式也反映在抗爭者面對警察的相應策略。好比說，藉由（一），抗爭者將個體所經驗到的暴力聯繫上國家的抽象暴力，再將這抽象暴力從個別警察的個別身體上抽離區別出來。因此，警察可以不是敵人，警察是無意識的執行者；藉由（二），既然警察的行為是基於無知的錯誤認識，抗爭者就要喚醒警察個體的意識，進行知識的補遺，再把警察拉作同一陣線。這也是近來抗爭場景中，經常出現對警察呼籲喊話的背景（如：轉過去！與人民站在一起！）

但在今天這名女警身上，我注意到的是，她的兩種表現──嚴格指揮驅離，與某種看似同情理解工人的良善──幾乎是無縫地在同一個時間點交錯輪替。前一刻她走近勞動部建築，指揮將人架離；後一刻她站回人行道，表現出關心，然後重複再來一次。

這個現象並不表示她有著「善的一面」與「惡的一面」，更不表示抗爭者能夠自以為地去擴大她的善並抑制她的惡，我認為，這兩種表現其實就是她的同一面，也就是紀傑克在討論納粹時對漢娜鄂蘭的質疑，是一種「過剩服從」，艾希曼並不是拒絕思考的平庸官僚，而是自我立法的自律主體；不是服從外在的國家或長官，而是聽命於內在超我的指令。而無論是維護現場秩序、排除抗爭者保障公務機構運作、或者是體貼抗爭者並盡量避免衝突傷害，看似相悖的兩種表現可以是女警貫徹指令的「同一面」──也就是，她真心相信她自己正在做對的事、必要的事，她也是心悅誠服地按照自己的意志在進行這些對的事、必要的事。

正因如此，相較於一般驅離過程中，經常看見員警顯露的粗暴兇狠面孔，短髮女警所表現出的「良善」，其實更叫我怵目驚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