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為什麼無法歡慶馬拉拉得諾貝爾和平獎〉譯按

中國社科院美國所學者潘小松曾指出，自冷戰以來，諾貝爾獎的評選一直都順應著國際政治波動與全球化下的經濟潮流。事實上，作為一個評獎機制，諾貝爾和平獎向來是國際秩序、文化秩序與主流意識型態論述的重要組成。當一個評選與頒發機制，本身就具備了充分的能量去創造一個事件，成為全球矚目的盛事，並藉此對著全世界特定地理空間上所發生的各種現實進行屏蔽與挑選，進而注入決定性的意涵，進而重新再強化、補充了所謂的國際「公信力」，這個評選的操作，就足以彰顯出誰真正掌握話語權，得以打造「和平」內容與指標，並鞏固了全球秩序仲裁的既定霸權。

本文原標題為"Why I can’t celebrate Malala’s Nobel Peace Prize."（Middle East Revised），此篇短文質疑了西方敘事下的人道關懷與救援行動，並提出這可能正是造成人道危機的共謀，透過既定意識型態文本下所框定的苦難敘事，卻刻意遮蔽了西方帝國主義區域介入的角色，使得歡慶這類人道救援敘事文本的西方世界，無需反身所譴責的「惡魔」（暴行）背後，所處的帝國主義侵略行徑自身，就是共犯。如果在一國範圍之內，我們早已熟習統治者胡蘿蔔與棒子的治理邏輯，在剝削的另一面表揚「模範者」、培養各種代理人；在國際政治的尺度中，我們也必須認識到，諾貝爾和平獎作為西方全球文化治理的工具之一，必然含有肅清政敵、為霸權的侵略進行合理化粉飾的功能，所表揚者，不超出經我所援救、為我所認同的那些「優秀的受壓迫者／反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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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為什麼無法歡慶馬拉拉得諾貝爾和平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