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滋個管師與樂生指導員

看到黃道明對愛滋政治中的「個管─列管」體制提出批判，遭到個管師與醫療實務界的抵制與反彈，其實感觸頗深。樂生的抗爭經驗裡，過去也經常碰上「醫療實務」之所謂「倫理」問題，像是指導員（麻風病院中的特殊非醫事角色，負責居家照護及生活輔助工作等等）或者醫師，幾乎都反對老人家抗爭，理由則是這的那的「為病患好」的緣故，甚至指控是樂青投射了自己的抗爭慾望在老人家身上（學生利用病患抗爭云云）。

個別的愛滋個管師對於感染者具有關懷與照顧作用，我相信絕對是肯定的；正好比樂生院指導員的角色，同樣是既強硬又柔軟。過去強制隔離的年代，指導員會隨同警方到家中捉人、將病患「逮捕」入院；日據時期，他們負責規劃管理與監控病患的日常作息與行為（詳見《樂生：頂坡角一四五號的人們》）。而到了今天，這些強制性的高壓經過了表面「轉型」，指導員成了關懷者與照顧者或者「助人工作者」，而院民生活的諸多細節，也（一如以往地）經常需要指導員的協助，包含從約診看診到採買東西等等，權力的支配則同樣滲透在這些生活的互動依賴上。

從這個角度看來，樂生的抗爭在兩個層次危及了權力體系：第一、較為外界所知的，是捷運局的國家工程，這是抗爭的主軸線；第二、是樂生院原先就具有的院內的支配關係（正如Hans所說：「哪天感染者真能有力量自己出來說話，NGO就沒戲唱了」）。換句話說，院民的組織抗爭，為何會讓那麼多指導員與醫師動員起來軟硬兼施地「盧」或「勸退」或「施壓」，絕非只是因為這些人都效忠於（抽象國家的）捷運工程建設，而是當院民的組織危及了院內原先的支配體系時，體系的成員與既得利益者必然作出自我防衛（但仍舊是以「為病患好」的面貌現身）。並且，指導員由於相對醫師更貼近院民生活，也往往能更順利地進行輿情搜查與匯報的工作。

樂生院的抗爭面貌，因此絕不僅只是一個外來的「捷運工程」擾亂了原先「歲月靜好」之樂生院；同時也是，運動得以藉由這個外在異物的侵入辨認出院內秩序原先就具在的權力與支配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