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習生的勞工身分

實習生的勞工身分，說特殊其實也不特殊。「學習與工作難二分」或許是事實，但這同企業支不支薪根本沒有關連。最簡單說來，「難二分」的意思其實也就是肯定了兩種性質的同時並存（學習＋工作），就學習而言，實習生具學生身分；就工作而言，實習生有勞動事實與勞動成果，具勞工身分，兩者本來就不互斥。

這種答案顯而易見的爭論，實務上卻經常走向一個死胡同：指摘實習生缺乏經驗、勞動成果不佳，而實習單位還得額外加派人手來「指導」實習生，因而，實習生妄想拿錢也就看似顯得貪心甚至奢侈了。

這可分為幾個層次來看，除了如林柏儀所說，企業本來就必須花心力來「帶菜鳥」，同支薪與否無關以外，背後其實還是勞動力再生產的整體成本配置問題。在當前的社會現實底下，大學等教育機構替企業培植勞動力，負責供應源源不絕之「訓練完成」的勞工予企業使用。而這訓練的成本，主要又是由學生的學費支應，而學生的學費則主要來自於他們（勞工階級的）父母。換言之，我們可以如此總結，就總體而言，勞動力再生產的成本是被勞工階級吸收了絕大部分，而資方則根本可說是雙手一攤地坐享其成。

因此，這裡涉及的當然不只是實習制度，而更是整個教育與學費制度的想像。我們今天在爭論企業面對實習生是否「負擔了額外成本」時，都必須先認識到，這些所謂的企業之「額外負擔」，原先就是在一個不平衡的、扭曲的勞動力再生產成本配置的基礎上發生的。

許多企業或機構當中，同樣作為勞工的人，似乎也會以一種勞勞相殘的面貌，批評實習生的勞動成果不佳、認為「被老闆委派指導實習生」實則增加了自己的工作量（因為實習生沒幫上忙等等），並藉此暗示實習生不該支薪。

但是，只要仔細想就知道，這其實也是毫不相干的兩回事。「實習」是勞動、「帶實習」也是勞動，如果被老闆指派去指導實習生實則增加了自己的工作量，真正應該做的事，是就這個增加了的部份勞動量，向資方要求相對應的代價（如額外工資），而不是去要求實習生做免錢的。同為勞工，實在沒有必要以資方的眼睛來看待自己的位置（例如用「公司整體利益」來評判實習生該拿錢與否）──這道理是何等簡單：實習生不拿錢，你指導他所額外付出的勞動，也不會就因此變得比較輕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