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屆性權論壇*的發言稿
今天要「再談社運圈
社運與護航
簡單說來，這篇報導把焦點放在社運的後台，在鎂光燈所聚焦的抗議場景背後，社運參與者之間的情慾／愛慾互動，雖然主題有趣，卻也稱不上是格外搶眼，一般媒體視角所常見的錯誤，它沒有少犯，例如雖然切入焦點不同，但都將各種運動過程中的現象解釋為「個人」（的魅力）云云，關注社運的一般報導，可能會將社運的得失、成敗，單單從領導者的主張、立場、人格特質、領袖魅力，等處著眼，這篇報導談論社運中的情慾，則採用了學運領袖「放閃」（以致於迷妹「倒貼」）等等，幾乎是一致的解釋模式。因此，我這裡要討論的對象，其實是這篇報導激起的反應（特別是在社運圈內部），多過於報導本身。
當時，社運圈中某種典型反應是訴諸動機，把報導斥為「抹黑」：因為特定的「情慾」很污名，所以凡是報導「社運」與該「情慾」之關連的，就必然是抹黑社運。這個印象，如此，再結合上《聯合晚報》當時不支持社運、屬於反社運的「主流媒體」之普遍印象，就更加罪證確鑿了。
這裡又可分疏成兩種意見：
（一）暗示「社運圈」裡其實沒有這種狀況，這很類似於「太陽花女王」被媒體報導後的一種說法，是把運動「再純淨化」，主張學運內沒有情慾活動，這是「否性」（sex negative）的立場；這一種說法，一方面，它實質打壓運動中「確實存在的情慾」；另一方面，這個藉由否性，炒短線交換而來的道德優越位置，一旦真相被揭露，立刻會被「打回原形」，在運動中的反挫效應我想是很清楚的。
這類型說法在鄉民的意見中仍佔據不少比例，但恐怕不會是今日現場各位所踩的位置，所以我並不打算多談；但我要提醒一點，這種「純淨」運動主體打造，既可以藉由直接對邊緣污名之否定來完成，也可以──較為迂迴的──透過公共價值與承認的比重，不成比例地分配予特定的形象與運動主體（如：純潔的孩子、母性、正直、持守人格特質等等）、神聖化特定的主體來對照完成。換句話說，無論是就社運明星個人的「造神」，或者社運整體在鬥爭社會正當性的過程裡，特定的性／別政治預設已經滲入其中。
舉個通俗的例子，太陽花議場內播放的電影《KANO》，我去年（2014）在寫一篇影評時，把它跟樓一安的《廢物》對照閱讀，在《KANO》的國族慾望與想像當中，「台灣精神」的載體自然得以匯聚在主角「阿基拉」這樣一個具備努力不懈的高亢意志與正面精神能量的人；反之，《廢物》當中蹺課、吸毒、偷竊，濃縮了各種卑劣偏差性格的角色，則不可能成為這種國族慾望的代表[2]。
（二）對於「性」抱持搖擺或曖昧不明的態度，但卻未經反思地接受「《聯合晚報》打壓社運」之預設，繼而，反向批評媒體報導社運情慾，是大驚小怪、惹是生非，提出「為什麼搞社運不能打炮」等等嘲諷[3]。但這裡有一個問題，在這個特定訊息的討論中，「《聯合晚報》打壓社運」印象之所以成立的條件，就包含了「情慾是不該公開談論的」這項預設，這若非唯一、也至少是主要條件。因此，未經反思、不把針對「情慾」與「性」的的立場給談清楚，就輕易接受「《聯合晚報》打壓社運」之預設，其實是一種立場的模糊曖昧，或說，同樣是將社運中的情慾實踐鎖進暗櫃，回到那個「不能說」的狀態。
剛好是年初及年尾，2014年底的陳為廷事情，我們看到許多親近陳的友朋師長，以各種歪曲強辯（或者「社會科學」）為之「護航」；又或者，也有人批評他的身邊團隊：既然「早知如此」，怎麼會坐視不管，甚至還不當回事地拱他參選？
但我們對於這種「團抱護航」的模式，卻不感到陌生。只是當對象具體在「陳為廷」一人時，它相對清晰；而當抽象到「社運圈」時，則相對模糊。好比前述游婉琪的報導，即便報導本身有可批評之處，但也確實難得的露出了社運後台情慾互動的一些實景，並且具有開啟問題討論的潛力。但在當時，所有這些對問題的揭露，非但沒能成為展開問題討論的契機，反而是讓問題更形封閉，演變成社運圈的團抱取暖，以及對撰文記者的同仇敵愾。從此，我們便不難理解，為何陳為廷在挾帶著太陽花光環投入參選的過程裡，面對到「性」所立刻捲動出的龐大爭議，從外部到內部（社會輿論─婦女團體─師長友朋及其團隊），幾乎都無力認真談論事件本身，而只能圍繞著「退選與否」、「支持／反對」等兩極意見中擺盪。
如開始所說，《聯合晚報》的報導並非沒有它的問題，甚至我可以輕易列舉，諸如前面提過的，過度「（男性）個人化」的解釋模式，以及異性戀假設，「擦槍走火／潔身自愛」語用所顯示的性政治預設等，報導本身確有很多值得商榷的內容（但也不見得是記者個人問題，而是要問的是，這些說法是否也只是複製了其受訪者，以及包含社運圈在內的整體社會普遍預設）。但重點是，對於「性權派」來說，我們必須評估這個訊息的生產，以及它在社會上的具體效應：沒有「全好」或者「全壞」的訊息，它只可能是在某些地方被往好的方向閱讀、另些地方相反，換言之，即便「性權派」要對這起報導作出批判性地閱讀，也絕對不可能簡單與上述兩種批評意見等同。而在此事中，當持「否性」立場的批評意見甚囂，對我而言，對批評意見進行「再批評」，並且指認報導的正面潛力，可能都比批評報導來的更優先、更重要，這是性權的議程與政治判斷使然。
社運與結盟
我第二個討論話題是「結盟」，也跟上述的「性權」議程有關，也就是說，不同團體與個人，可能有著彼此最優先的議程順序排列，在相互支持（或者至少不反對彼此）的前提下，結盟的倫理為何？
我以下想談論前勞動部長潘世偉去年因為劈腿而導致下台這個案例，先講結論：我認為，既要「結盟」，就必須要作自我的克制。我自己的親身經驗是，在潘世偉（因為劈腿）而下台的新聞傳出的同時，我人不在台灣，老實說，網路上看到社運圈（特別是長期跟潘世偉有抗爭關係的工運圈子）普遍歡樂、幸災樂禍的氛圍，心理其實很不是滋味，但我並沒有在第一時間就作出任何發言。
對於「性權」的立場來說，我們當然反對「劈腿─下台」這個連結，這只是更加鞏固了性保守的道德氛圍，我的「不是滋味」，當然不是因為挺潘世偉個人，而是因為鬆動「婚姻─家庭」結構的性政治立場，這點我今日就不多談了。
所謂「自我的克制」，意思不是說要忽略自己的感受，而是，在「結盟」的前提下，是否能同情或者理解其他人可能的情緒狀態。我的反求諸己是，在關廠抗爭長期以來所累積的情緒下，表現為對於潘世偉的憤怒與不滿，抗爭者在他（無論基於什麼理由）下台時，抒發了他們長時段的情緒累積，這在他們的運動發展脈絡下，是不是值得同情跟理解？我想，其實是的，我的克制則展現在對於這種情緒的同理。
但是反過來說其實也成立，在「結盟」的前提底下，工運團體，能不能理解或者同理性權團體的議程，並作出一些自我的克制？例如，絕對有可能，以既不牴觸自己的工運議程、但又顧及社運結盟的方式發表聲明（而不是「我好爽！你不爽？你去死！」）。
但我這麼說，也不意味著我「各打五十大板」，我要說的是，社運「結盟」也必須認識到，社運間本來就不是平等的：有些社運範疇具有比較高的能見度、動員能力、（道德）正當性；有些則是相對低的，不僅在政治上屬於弱勢，更是缺乏道德正當性的邊緣。換言之，抗爭者或知識分子，有必要在「結盟」的過程中予以「政治介入」、調控分配，若否，結果就必然是特定議程永不見光，永遠擺不上檯面，被視為是次要的、從屬的。
在此，不只因為今日是性權論壇，我必須說，「性運」仍然是相對邊緣的運動，好比一個工運頭人，或許可以（毫不愧疚地）大方自承自己就是一個──性保守──的左派，彷彿「性權」的意識僅只是一個加分題。但反過來說，做性運的人，假使同樣大方承認自己毫無階級意識，那恐怕就直接是「右派」了。所謂「政治介入」與「調控」，恐怕也將意味著相對優勢的運動，在「結盟」的前提下，有義務進行自我的克制。
從去年7月潘世偉下台至今，已經過了半年，全關連最近因為在香港與下台後回任文化大學當教授的潘世偉同場參與研討會，現場發佈聲明質疑他當官時與當學者時的知行不能合一，其中我也注意到全關連一定程度上修正了他們對於外遇事件的聲明：社會不該只是去檢視為官者有無婚外情，而應該去檢視他們執政時的各項錯謬政策[4]（大意如此）......。
我們不能也不該期待工運團體把性運當成是首要議程，反之亦然，但是，社運結盟的倫理，在於至少能夠「不互踩」，並且在可能的情況下互相提攜，並且朝著將對方的議程滲入自己的努力前進（亦即「階級」或者「性／別」其實最終都指向一個更大的普遍性，而非相互無關的獨立子題，只是運動各自的出發路徑與偶然觸發契機可能不同）。如果我們見到工運團體在一開始對於外遇事件的暴走與沾沾自喜，隨著諸多的內部批判反省與質疑過後，轉向更為謙恭保留的態度，這或許值得我們還帶著一點樂觀，社運的內部批判對話、相互看見，仍是可能的。帶著這個經驗，希望未來前進的路上，能夠少繞一些意氣用事的無謂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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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墮落與爬升──第13屆性權論壇，活動全程紀錄與各與談人發言請見論壇網站。
[1] 〈燃燒吧！熱情社運圈不能說的秘密〉，刊載於2014年1月12日《聯合晚報》。
[2] 王顥中〈廢物、鄉土與現實〉，苦勞網，2014年5月20日。
[3] 一種修正過的批評是，主張「情慾」可以討論，但認為游的報導只是偷窺與八卦、太粗糙，因此打擊了社運。然而，不指名道姓，寫社運圈年輕人都有「理想」或者「熱血」這類泛泛而論的文章又何曾少過？人們會因為這些報導都太不講究細節、太不考證、太以偏概全（說不定有的人搞社運只是人云亦云，根本沒「理想」）而批評反彈嗎？為什麼泛泛而論地說社運圈年輕人情慾活躍時，就要換套標準另眼看待？如果情慾活躍本身沒錯，甚至是正面加分的，何以說社運圈情慾活躍就是「打擊社運」？
我要問的是：這難道真的不是反映了批評者自己的成見嗎？如果報導內容換作是，某社運團體經營議題並抗爭多年，一路下來湊成了多對佳偶，還生了好幾對寶寶，雖然，這也是再平凡不過的事了，而且又絕對不只唯獨發生在社運圈，然而，卻絕對顯示了主流媒體對社運的支持，而非打擊；是溫馨，而非獵奇。
[4] 全國關廠工人連線〈全關連對潘世偉教授之質疑〉，2015年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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