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陳逸婷、洪凌、劉羿宏合著
在「查理」事件的遺緒裡頭，深知（後）冷戰意識形態的讀者多半不會感到意外，某種秉持著純粹世俗主義（secularism）[1]與多元文化主義（Multiculturalism）的聲音，具備了絕不亞於「聖戰」與「宗教基本教義」的激情血性，正充斥著驚人的頑固、封閉、凝固扁平的非思辨性。
人們必須認識到，在這場已然失焦的「我是查理」（Je suis Charlie）言說戰場裡頭，「保障言論自由」的「保障」是遮蔽；而「自由」則是虛妄。無論是否存在法制層面的律令、無論機構性的手段，是保障、懲罰乃至於兩者皆非，特定言論總是在權力棋盤之內（被）道出，各種言論之間從而形成不均衡的壓抑／傾軋效應。
事件的「反恐」背景
11日，法國巴黎高達百萬人走上街頭遊行，高舉「我是查理」標語，數十個國家領袖野參與其中，捍衛言論自由、譴責恐怖主義與暴力攻擊。人們之所以在事件過後能夠立刻將攻擊定位為「恐怖攻擊」，或者是伊斯蘭國（ISIS）口中的「聖戰行為」[2]絕非偶然，那恰好顯示攻擊事件所累積的情感與憤怒，並不是毫無來由的偶然爆發，而是一種計畫性的反擊。假使聲援「查理」的情感與群眾動力源自於全球性的「反恐」邏輯，面對「恐怖主義」背後真切的帝國主義對伊斯蘭世界的侵略歷史，正是此刻無可迴避的要務。
「加害者」（恐怖分子／聖戰士）究竟是如何出現？就以伊斯蘭國來說，2011年，敘利亞內戰，美國為首的同盟國以武器和資金支援反政府軍，壯大這些叛軍，並稱其為「溫和的反叛者」，美國同時一手扶植敘利亞叛軍，另一手扶植伊拉克政府軍，目的就是為了要維持各國內部的宗派鬥爭、製造動亂，而敘利亞叛軍中，包含勝利組織等後續則帶著從美國那兒得來的武力併入了伊斯蘭國。不妨這麼說，「反恐」本身就包含了自我內在的循環，它的「反」同時建構出自身所要「反」的「對象」（恐怖主義）：人們口中危害和平的「恐怖份子」，往往正是「和平世界」帶頭老大哥資助並協作打造的產品，透過引發中東國家內戰、促成動亂，才生產出挾帶無數憤怒情感的「伊斯蘭」[3]。
從這個角度看來，那些在街頭上含情脈脈、在金球獎上高舉「我是查理」的好萊塢明星，假使反對的真是「恐怖主義」及其威脅，怎麼絲毫不曾考慮過將譴責目標轉向──「恐怖攻擊」的真正來由──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帝國主義暴行？
文明的衝突？
相反，正如過去西方霸權論述中「伊斯蘭」、「穆斯林」所註定成為的他者符號，在這場「我是查理」的自我呼告、召喚當中，事件再度被以西方世界與「伊斯蘭」固有的文化衝突為認識的短路，延續在美國911事件後西方世界的「傳統視框」，杭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的「文明間的衝突」[4]更再度成歸類辨認西方他者的方便論述。
然而，「文明間的衝突」這一理論早已屢遭批評過度本質化各「文明」的固有內涵，甚至杭廷頓本人更非常清楚指出，「西方文明」自我肯認的「普世價值」正正是衝突的緣由，亦即，美國介入中東地區而引發的「伊斯蘭問題」從來不是「伊斯蘭的」，反而是源自「西方」的問題，源自西方人們相信自身文化的普世性，並相信那是優於其他文化（杭廷頓沒有說的是，這些「西方人」當然包括他自己）。「文明間的衝突」所衍生意義是，西方人肯認的文明只有「西方」，與此不同的頂多是「文化」，包括有趣的值得研究的日本文化、需要「我們」幫幫忙的「非洲」（鐵板一塊的非洲）、須加戒備的文化，如崛起中的中國。911事件後直至今日，最不相容的、最非我（西方）族類的文化，即是「伊斯蘭」。由此可見，「文明間的衝突」雖始於杭廷頓，但這個論述的韌性與便利性，卻徵兆性地指出「西方」各帝國間互通聲息的侵略史。
「我是查理」意味著什麼？
「保障」是遮蔽而「自由」則是虛妄，戳破建立於其上的諸多聲稱，將是認識這次事件的基本。《查理週刊》槍擊事件過後，眾「查理」將那些被（已符號化的）「伊斯蘭恐怖份子」槍殺的人化為殉道者，強加在12具屍體上的「道」即是西方文明引以為傲的普世現代性，用以對抗、驅散落伍蠻荒的「伊斯蘭宗教原教旨主義」：一者，是獨一無二且無限上綱的「言論自由」，將「查理」事件命名為高智能「幽默／褻瀆」與粗暴愚蠢「恐怖主義」之正邪對決；另一者，則是不遺餘力地聲稱，作為西方他者的「伊斯蘭」，可以直接等同於性與性別少數的殘暴屠宰場。踩在12具屍體上，眾「查理」言之鑿鑿地表演推播西方文明的普世性，繼而將西方所投資的位置，提升到救世高度。自此，「查理／我」設定了某個虛妄如二次元的再現，投射於「進步」的第一世界，並且命定要對立於從未進入政教分離洗禮的「伊斯蘭」原始疆域。
「我是查理」這個召喚意味著什麼？對於攻擊事件中受害者哀悼與「感同身受」只是浮面[5]，深層的情感則是延續了西方世界對「伊斯蘭」的排除構造，顯示西方將自身特殊還原為普遍並作為衡量他者文化是否與自身相容的一把尺，以及西方世界「反恐」邏輯的無意識延續。
法國總統歐蘭德（François Hollande）疾呼，「法國被擊中了心臟」（La France a _t_ frapp_e dans son coeur），指涉恐怖攻擊事件威脅了法國的世俗傳統與言論自由，並在14日站上了航空母艦宣示法軍投入美國為首對抗伊斯蘭國的反恐戰爭（同時，他也因表態反恐以致民意支持度反彈回升）。自由民主共和的聲音正激烈肅殺地「開戰」，彷彿暴走如最新一場十字軍東征。這類病症的癥結無關乎說話主體的本質性身份，而是其思路（mind-set）與取徑（trajectory）。也就是說，這牽涉到論者能否解讀「帝國」繼續在「冷戰終結」的時空當中，進行文化洗禮與粉紅殖民[6]。
回觀台灣，在這個──既西方卻又「不夠格」西方的──位置上，「我是查理」既是表態，同時也是認同的再召喚。作為一路以來西方世界的忠實尾隨者，很自然融入反恐情境，以西方作為親近與認同對象，並滿足自己在全球層級序列當中位置上昇的慾望。從這個角度來看，至少對台灣的「查理」們而言，「我是查理」完全可以是正面表意，甚至所言不假，台灣既可以拋棄自己非西方傳統的（泛中國的、第三世界的）歷史連繫，自然可以輕易忽視其它非（否）西方現代的文明與歷史傳統。
多元文化主義的陣痛
911過後，我們曾多次見證了西方國家團結一致呼喊「反恐」正義的場景，其導致的悲劇如今卻也是眾所皆知。強權團結的側面，是「反恐」與「恐怖主義」意義上的更緊密連結：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基地組織─伊斯蘭國；而另一方面，多元文化主義固有的限制，也同對「多元邊界以外」的排除，兩者互為表裡。
「多元」的迸現，是源自歷史主體在不同情境下、在具體的政治脈絡當中產生，今日的「多元文化主義」卻更經常是對於各種歷史與政治面向採取存而不論的懸置態度，只關心認同名詞的增補累加和範疇歸類。在西方語境下，西方文明將它們所從來不曾適切理解的事物，採取一種消極的態度，整併入「多元文化」類目當中，從而掩蓋了歷史中原先俱在的意識型態與政治鬥爭。「伊斯蘭」週期性挑動「多元文化主義」的危機，正如扎耶德大學（Zayed University）殷之光所評論道的，這些衝突「體現了在西方基督教歷史語境下發展起來的現代政治理性在理解伊斯蘭社會時的無力」[7]。
於是，事情的輪廓是，西方所無法妥適理解的事物，尚且可共存的，被納入「多元文化主義」，成為必須要「尊重」與「包容」的政治正確；那些難以共存的，則（藉由反恐）被推入「恐怖主義」的境地。每隔一段時間便重新上演的暴力衝突，不僅不是「文明間的衝突」，毋寧說，它是「多元文化主義」面對到自身未經清理的殘餘問題，歷史週期性迴返所導致的陣痛。
既然「恐怖主義」與「反恐」；「多元文化主義」與「排除」是兩組雙生關係，我們便不能簡單落入藉由「支持前者」來對抗後者的邏輯。左派的政治，因此不能僅止於倒退回「多元文化主義」的召喚（用「多元文化主義」來對抗「不夠多元」），而是要逼視「多元文化主義」的內在缺陷，以及它「註定不多元」的排除性格。
我們拒絕一擁而上的「反暴力」口號，輕易抹除歷史向度的複雜淵源，更拒絕「自由」的聲稱一了百了地掩護並淹沒不均等的現狀。這些草率的聲稱、輕易祭出「世俗」大旗的殘暴性，並不亞於舊約單一主神耶和華（Yahweh）。
人命極其珍貴，但人們既然哀悼「查理」（而「嘲諷」又是「查理」所視為圭臬的價值），那麼，面對甫受攻擊的「查理」，無情地嘲諷它或許將是一種（查理式的）無上敬意。但我們始終不會是「查理」，因此這將不會是我們的選擇。然而，在「伊斯蘭」結構性的經受西方暴力威脅的此刻情境之下，譴責「恐怖主義」乃至於個別事件當中的暴力，將不會成為我們進行以上論述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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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Ghassan Hage的"‘Not Afraid’"一文清楚勾勒出了「世俗主義」在歐陸是如何成為「啟蒙後霸權」，以不容置疑、由上往下、堅決單一律令的姿態，將「共和國」國族意識形態層面的宰制開脫解套為「反對宗教干預」。至於託言為「言論自由」之物，則成為西方新興打造的「帝國末代之陽具理型區隔的殖民種族化策略」。
[2] 事件發生初期，諸多報導皆以「恐怖攻擊」、「伊斯蘭國」、「蓋達組織」等詞彙來描述襲擊《查理週刊》的極端份子；目前對兩位主謀的背景眾說紛紜，有報導提到主謀之一曾受過葉門極端組織 Al-Qaeda in the Arabian Peninsula（AQAP）的訓練，也有報導指出，伊斯蘭國（ISIS）在其網站上公開表揚襲擊事件的兩位嫌疑犯，稱其為「聖戰英雄」。此外，時間差距不遠，位於巴黎的猶太超商，也發生了攻擊事件。總之，「加害者」的圖象在一些訊息中或許顯得更清晰，並非單一、偶發、僅針對嘲諷漫畫而來的宗教狂熱份子的攻擊事件，更因為事件指向「伊斯蘭國」與其信念價值，也因此被定調為「恐怖攻擊」。
[3] 法國為了增加影響力、謀取利益，亦曾鼓動雅兹迪（Yazidi）人對抗伊拉克政府，製造叛亂與地區的不穩定（法國侵略他國的更多整理可見徐沛然〈沒有正義 就沒有真正和平 論法國《查理週刊》槍擊事件〉）。
[4] 「文明間的衝突」（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由任教於美國哈佛大學的政治學者杭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提出，首先作為文章篇名發表於1993年《外交季刊》夏季號；3年後，杭廷頓出版專書《文明間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再造》（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在此書中，杭廷頓基於冷戰結束後的全球發展，提出「文明間的衝突」這個理論，認為「文明」間的衝突將取代國家間的衝突，主導世界秩序的重建與再鞏固。
杭廷頓的專書雖受到關注，但「文明間的衝突」從一個政治理論詞彙轉而成為一整套論述，是在美國911事件之後。甫出版之際，《文明間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再造》頂多在學術圈內流通，引來美國國際關係學及政治學學者著文批評。美國911事件之後，此書重新出版，大賣，「文明衝突」成了眾歐美人士朗朗上口的詞彙。尤其在美國國內，為媒體大用、為新保守主義的決策者大愛。這幾個字一說，不只可以兩手一攤、無可奈何地表示衝突不可避免，更能指著「非我文明」（即「非我歐美族類」）頭頭是道地解釋衝突的緣由。「文明衝突」作為一個論述所派生的意識形態效應是，既然衝突不可避免，緣由也早就註定，那發生戰爭也不意外──戰爭如何發生、誰使得戰爭發生等關鍵問題，也因著這個論述而被取消。在小布希政權期間，美國政府更確立其「先發制人」（preemption）的外交政策，正當化美國及其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盟友所貫徹的軍事策略。
[5] 「我是查理」所召喚的，遠超出於對於「受害者」的「感同身受」，而是由死亡驅力所衍生出的對異己他者的暴力慾望，從「文明」的裂隙中溢出。舉個通俗的案例，在台灣較熟悉的語境下，死刑支持者經常以「同理受害者」的面具出場，但深究其情感構造，他們對於「加害者」的恨卻遠高於對「受害者」的愛：對「受害者」的感同身受充其量只是一副「文明面具」──但還不是唯一的──其次還有「國家」的中介，因為暴力慾望的滿足，不再必須透過親手沾血，而是由國家代為執行。這種狀況在普遍的性政治話語當中亦十分常見，人們對於劈腿、外遇者的撻伐，經常是由於自身的情感慾望所致，卻在公共言說當中脫胎為對事件對象（受害角色）的「感同身受」。
[6] 許多守護自由民主且堅持「反恐」的論者，擅於將貼近自身情感的事物投射於事件討論中，如：「對方不懂法蘭西幽默」或者「伊斯蘭壓迫女人／同志」。我們認為，「原生」伊斯蘭（女人／同志）身份進路的合理起點，應該是抵拒「伊斯蘭性／別少數」被那既賤斥自己所處之政教合一制度與信念、同時又施恩於自己「性別身份」的西方所騎劫。反對西方所羅織出的「共同體」，共時性地絞殺與「救援」伊斯蘭性／別少數。的確，伊斯蘭的性／別鬥爭不僅僅屬於血緣與信仰的「伊斯蘭」共同體；然而，正因著這些鬥爭的複雜性，恰必須要拒絕這類挪用且消費「女人／同志（反）伊斯蘭」的口舌：斷然聲稱（僅限於）某種特定族裔或族群天生自然地壓迫性／別少數，藉此診斷出此族裔的解殖抵抗缺乏正當性。
此類話語不但無能正眼看待性／別異議者的戰鬥，更助長（後）殖民現代性更甚囂塵。換作台灣的熟例，任何性權主體從事性政治的頑抗當中，任何「獨派認為台灣國之建立」或者「統派認為回歸祖國」便除以充分消解性／別壓迫的說法，恐怕都會被視為是愚昧的癡心妄想，既然如此，那麼「查理／我們」又豈有資格武斷將伊斯蘭的性／別少數，視作為只能被動仰賴第一世界解救的次等團塊？
[7] 參見殷之光〈歐洲聖戰的殉道者──《查理週刊》血案敲響的文化多元主義喪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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