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Lisa Duggan演講

今晚沒做太多筆記，只能按印象講幾句初步想法。

Lisa Duggan把當前性別的文化治理看作是一個全球性的擴散，女性主義（性騷擾防治）輸出的效應，例如透過NGO與獨立的國際司法仲裁，以人權之名打破民族國家主權藩籬，對弱勢女性的尊嚴施以保護，是北方國家對南方國家的不平等國際關係下的支配性產物。

既然如此，「理論上」對於這樣一組「輸出－輸入」關係，就應該存在一個普遍的抵抗主體，也就是即便在不同地區（不同南方國家），但都程度不一的接受與折射了這個輸出的作用，所產生的抵抗的普遍性。Lisa Duggan在回答某個提問時，強調每個地區都有自己個別特殊的問題，應持開放態度找尋解決方法，或許是現場Q&A時間短促之故，但現場我對於這回應是不大滿意的，正因為把問題還原成「各區域的特殊問題」，恰好解消了上述的普遍性面相。



運動現實是一回事，但理論總得提供一個起碼超前一步於現實的指引跟解釋。例如Lisa Duggan也談世界銀行、IMF等機構在經濟方面放貸確認清償能力而弱化後進國家主權，在此，經濟的全球化也存在一個「另類全球化」的反面；那麼，文化方面的全球治理，是否也應提出這樣子的一個企圖跟視野，另外，並且我也好奇有什麼實際經驗可以參考。

第二點，Lisa Duggan提到所謂「埃及之春」，提到整個「起義」過程中美國人普遍覺得充滿希望，還想學埃及語未來可以去埃及親蒞實況云云...。接著分析西方媒體對於埃及發生的事件的再現，著重女性的尊貴與被騷擾情事，妖魔化當地男性特別是底層男性等等，然後談到先進國家女性主義的防治性騷擾話語如何與當地掃蕩底層男性的主張接合。Lisa Duggan一句對女性主義者的批評很有意思，她說：這個國家正在革命，人民在奪權，很多複雜的事情在發生，女性主義者終於有機會離開他們熟悉的研究室到了街上，怎麼馬上就偏狹地還是只看到性別，驚慌地說這些革命的人民不夠正確？

這句話在這個情境底下並沒有錯，但是這裡的偏狹，卻似乎完全可以被另外一種方式重述一次，也就是說，2011年的「埃及之春」除了「人民在奪權」這樣的面相以外，至少有著如下較為不光彩的另一面向，那就是美帝同自身長期掌控的埃及軍方所發動的政變，以及自由派與神權派的鬥爭，那麼，我們是否可以完全重述Lisa Duggan的質疑：女性主義者偏狹地只看見這巨大場景當中男性暴力的性別問題，而「只看見女性主義者（只看性別）的問題」是否同樣是一個依循著偏狹的偏狹？

最後一點心得，這不是Lisa Duggan單方的問題，也包含底下聽眾，或者我主觀感受到的某種氛圍，特別是部分聽眾的提問。當然，我可以支持聽眾總是帶著自己的本地的困惑，而產生學習的動機，但是當Lisa Duggan其實提出了許多其它國家經驗，甚至是超越特定國家範圍的全球動力時，你能夠對她進行的唯一提問，難道就是台灣校園某些學生不樂意在宿舍播放A片這樣子的問題請問可以怎麼解決嗎？每個不同講者都有它熟悉的特定經驗與認識，演講提問應該是把平常自己少有機會接觸到的內容給挖深，再自己找出可供參照與挪用的資源，來幫助解決自己的問題，而不是直接把自己的問題就這樣丟給人家。這個島上已經存在著一群人搶著拿麥金儂所給的現成答案，Lisa Duggan應該也不是台灣研究的專家，更應該不是台灣校園環境的熟悉者，提出這樣問題的人究竟期待她給出什麼答案呢？

這也反映在，當Lisa Duggan提到（美國本土的）性別運動活水出路是「酷兒」與「跨性別」時，我感覺到的現場有些人立刻從台灣的經驗裡試著找出一個吻合的意象（是！我們這也有酷兒！也有跨性別了！）

先別說，在台灣的一些語境之下的酷兒其實就是同志的同義詞，而跨性別更開始成為性別主流化的新興市場（活水！），除了我們應該怎麼再重新思考這些既有資源的問題外，也必須對於我們的那個「也有」，又是經歷了歷史上怎樣的挪用與轉化，進行提問。

全球治理下的台灣，性別主流化掃蕩的對象，包含那些大聲說「幹你娘」的人、色情變態、不夠現代的男人情慾表達、性騷擾防治下生產的各式性政治犯，以及許多底層人民的娛樂等等，我們今天在講「酷兒」的時候就必須直接思及這些，而不是什麼以同性戀為主幹後面不斷附加的集合名詞LGBTQQIA...blahblahblah...否則，丟掉這概念我都不覺得可惜。

更擴大一點講，為何我認為酷兒有必要與在地的左翼接合，包含那些往往被認為是「只談政治經濟而不談性別與性」的老左，因為一整個左翼其實都是文化秩序全球化下被掃蕩與邊緣化的對象，因而也存在著經驗的斷裂，恰是因為這樣，「新左」也應該要開放自己成為相互可以挪用轉化的資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