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某種自由貿易必然為惡，而反對一切自由貿易就是「進步」的觀點，我們應該慶賀美帝仁慈地對古巴實施貿易封鎖，因為它阻止了邪惡的外資剝削古巴勞工階級。
--4/18 PM 10:22--
工總理事長許勝雄說要「代位求償」285萬元的立法院修繕費用，但從他實際的發言內容看來，意思只是要付錢買單，而非「代位求償」。兩者差別在於，「代位求償」應具有兩個層次的意義，例如過去在關廠工人案，談的是國家的責任，第一個層次，國家代資方支付退休金、資遣費予勞工；第二個層次，藉由移轉勞工的債權，由國家向資方追討款項。
假使許勝雄的用意並非「先代學生付修繕費用，再替國家向學生追討款項」，而是要假作好人充凱子，那麼他口中的「代位求償」嚴格來講應屬誤用。然而，這一時之誤用或許反而凸顯了語詞背後的政治現實，畢竟，要勞委會向資方追討債務，向來也只是南柯一夢。
--4/14 PM 7:22--
兒童與老人要得到同情與保護，都需要付出一定代價，像是服從、乖順，或者無害等等。蔡丁貴24天來不逾越背後默默相挺學生的分際，才換得一點同情；同為公投盟的黃越綏進警局，只是運用了老人們一貫的跟中正一喬事情的操作而已，群眾聲援公投盟（蔡丁貴），卻嗆黃越綏，凸顯的是，當老人展現出自己的手腕時（不符合群眾期望），黃越綏也不是個適格、需要受到同情保護的「台獨老奶奶」了。
--4/12 PM 11:33--
為「暴民」平反總不嫌晚。那麼，是不是也該回頭重新理解，3月出現在議場裡的那些電擊槍、磚頭、榔頭等「可疑物品」，以及有那麼段時間，學生們戒慎恐懼地把所有可能攜入這些東西、看上去「怪怪」的「可疑份子」一概當成搞分化的黨工。若要平反「暴民」，並當真把佔領立院定位為一準革命狀態（有別於「太陽花」之溫良恭儉），那麼，這些過去用來區分是否同為自己人的直覺與判準，也必須是「可疑」的。
有人翻出2004年4月10日泛藍群眾抗議的新聞，試圖在今昔「暴民」中指認真假，暗示的不僅是國家暴力的差別對待，自動忽略當時國家同樣祭出鎮暴警察與噴水車，同時也藉彼暴民之「真暴」對照昨日暴民之「克制」。人或有記憶的自由，而我所確信的版本是，當時那些在街頭上投擲汽油彈並「打砸搶」的群眾，同樣是國親兩黨政治人物亟欲切割的對象，特別是該年年底又是立委選舉的情況下，大多泛藍政客也根本不想跟這些「暴民」沾上關係。
與我同輩的人們，難以理解甚或無法想像的可能已經太多。「蔡丁貴」或者「公投盟」，現在成了「台獨老人」的同義詞，說是平反暴民，最後還是溫情牌，守護孩子變成守護老人，真正守護的其實是自己的情感與政治需要。運動假使只顧眼前而不看歷史，老人是註定要切割的，因為老人們之所以為老，並不因年齡，而是他們同自己曾經歷過的歷史緊緊聯繫著。拒絕歷史，也就拒絕了歷史裡的人。
這個命題，並不侷限於特定統／獨立場，看看羅美文，或許也有一點蔡丁貴的身影吧。
--4/10 AM 6:44--
幹聲連連大腸花，遣詞用字百無禁忌。然而，語言雖然生猛，除「二樓」曾現身表明將有獨立聲明，不隨運動核心為伍之外，卻再難見到實在的批判。兄弟情誼間的相互幹譙，向來只是確認與維繫感情的方式，參與者虧來損去，終究為了保皇取暖；核心幹部參一咖，插科打渾兼漂白。
最明顯一例，罵英雄主義，罵真罵假，英雄出場立馬見真章。
有些人師，看到新世代網路轉播技術，雙眼直發亮，原來學運進步的不只硬體設備，還發展出了對自我的糾錯與檢討機制。
老實說，在我看來，這跟在集會遊行法當中設置「抗議專區」根本是一樣的原理，一來不動搖主幹，二來反正現場已屆尾聲（如何讓公民組合接棒才真要緊呢），有人樂意闢個空間供群眾罵幹代謝紓壓，自然是皆大歡喜。
--4/9 PM 8:05--
不敢說自己有什麼理想性格，但看到姚人多對王金平出手的評論，說是壞人也會做好事，喬出學運完美結局，實在超出我對庸俗的容忍底線。
局勢評估，寫在三週以前可謂先見；事件塵埃落定了才動筆，只好寫寫政治人物內心戲，彷彿彭華幹上身，看到一個影畫出一幅畫，說的比唱的好聽。
--4/8 PM 7:46--
如果美韓FTA是靠兩國工運與社運力量所擋下來的，那麼重點便不在於程序，而是階級主體是否形成、以及有沒有階級力量的問題。我並不是要假定美國工會與韓國抗爭就是所謂典型的「階級鬥爭」，但我關心的仍是，為何台灣沒能形成這樣的力量，或者它應如何形成？以目前台灣的狀況，工運（的形象）只是「聲援學運」，還主要是以「搞工運的知識份子」作為代表。並且，雖然嘗試發展出工人角度的階級論述（經常也只是在服貿／自貿／新自由主義間語意的含混中穿梭），但仍被吞沒在民主法制的語境當中。如果要對照各地經驗，這裡應該是一個參考點。
黃國昌錯解美國TPA，把一個服務於自由貿易的簡便程序，當成是訴求法制強化監督的立論，這是個硬傷，卻不直接凸顯「民主的悖論」，而真正的矛盾在於「運動」該當為何的根本想像。
太陽花學運，總體而言將主調定在「民主程序」，我不認為這只是眼下所謂「多方折衝」後的結果，而還是有些歷史因素的，且不說它反中吧，保守一點，它不也是個具有台灣特色的「反威權、要民主」經驗的遺留嗎？人們會想到野百合，自然不是沒道理的。
美韓簽訂FTA過程中那些「反自由貿易」成分的運動經驗，可以作為與主張要「介入」的那些左翼朋友們相互對話、學習之用；然而，在整體運動局勢裡，這些經驗當然不可能成為主幹，事實上也從來只是枝節。提及美韓，只是為了找個國際先例用用罷了。
美國TPA當然不是什麼「民主」的東西，它甚至無法逐條審議，而是授權包裹處理，黃國昌以及這麼多「黃國昌們」，錯解這一點，可作簡單解釋，也可作複雜解釋。簡單來說，就是不認真、不上心，戰神只消電視上說話看上去權威即可，而權威性畢竟來自於學人頭銜；但複雜地來說，他所欣羨並慾望的美國理想法制，或許本是自己意識型態的投射，而不全為實存的「美國」。
教科書上告訴我們「麥當勞化」這麼個美式現代性想像，餐廳變得理性效率乾淨又有標準SOP，但在現實裡，台灣的麥當勞卻遠比那美國本土的更為乾淨整齊理性效率標準化。仿擬的，一向都要比真實的還更「真」，這是黃國昌將美國TPA看成民主程序理想的終點，卻又想在其中落實「更民主」之逐條審，如此緣木求魚的可能解釋。
--4/6 PM 11:22--
彭華幹應該道歉，但我實在看不懂大家一直強調節目上曝光的女生罹癌是什麼意思，這同罹不罹癌到底有何具體關連呀？是因為今天當事人罹癌很可憐、很值得同情，所以才要名嘴道歉嗎？我不認識那個女生，但我覺得她看上去是一個對於自己的身體充滿自信的人，為什麼論述上非得要把她重塑成一個需要保護的病人，才能換取「獲得道歉」的正當性？
--4/6 AM 10:49--
看到PTT服貿版上許多鄉民推文搬出家長團體跟婦權團體，要向她們投訴，我覺得這真是一種「找真兇來處理幫凶」的荒謬。
台灣許多家長團體與婦權團體的反性立場，向來都是容不得性異議與實踐的。上面提到公共空間排除性，以及之所以導致今天台灣變成這樣一個動輒得咎的性恐慌社會，在過去的立法實踐當中，無論是透過性騷擾防治或者兒少法立法修法等等，這些團體絕對是該要負起大半責任的。
因為把「性」看得非常負面，有害兒少有害健康違反善良風俗諸如此類，只要當事人與性沾染上關係（例如被媒體影射在議場親熱），就會被龐大污名與壓力纏身，整個學運也因為被「抹黃」而彷彿就喪失了正當性。這些家長團體與婦權團體或許這次可以幫你對付中天，因為她們向來也支持媒體分級與綿密監督，認定性資訊有害兒少不得公開播送。但是這種以進一步監控性資訊出發的處置，不僅不能真正平反議場內外實際存在的那些情慾（微）實踐，反而因為更把性推往見不得光的禁忌地帶，而只會產生更大的羞恥與反挫。愈是在恐色忌性的氛圍當中，中天愈能遂行它藉由一點點蛛絲馬跡就大放厥詞的意志。
人不該選擇那其實砍向自己的武器。
--4/6 AM 3:31--
中天「新聞龍捲風」節目煞有其事地特寫議場內外共蓋棉被的學生男女，戲劇性凸顯學運當中的春色花邊，名嘴彭華幹不作正面批判，而是透過各種影射、矯作的手勢與表情，不斷強加「大庭廣眾之下」以及「旁邊都是人，轉頭就可以看到」等空間屬性的陳述。主持人戴立綱則不忘提醒「原來學生是『這樣』在反服貿的」、「家長要關心」云云。
第一點感想：我覺得，凡是支持性運的朋友，都應該批判這條新聞評論的操作模式。中天的這種手法之所以有效，就是因為它建立在公共空間排除「性」（無論是性活動或者性言說等）的背景與「共識」之上，並且只會更加確立與鞏固這個排除性質。
批判中天，必須且應該是站在支持公共性（Public Sex）的立場上，而不是說中天捏造訊息（彷彿學運其實沒有性活動）、罵電視台情慾化學生主體（彷彿學生本來沒有情慾），更不能只是丟出「物化」這個早已不知所云、沒有具體所指的詞彙。
第二點感想：我覺得主流媒體在庸俗化這方面，其實是追著鄉民跑的，或者保守一點地說，目前為止我還沒有辦法在傳統主流媒體（無論電子或平面）以及經常被捧為新世代象徵進步的社群媒體（或者自主鄉民）間，找出一個明確的進步與否的區分。
一個常見的說法是，由於主流媒體墮落，總是報導不著邊際的花邊垃圾訊息，因而凸顯社群媒體與網民自主產製報導、協力散佈內容這樣的媒介與渠徑。但這個說法對我來說還是太簡單，首先，當然，主流媒體中仍有好節目／好報導這就不必多談了；社群媒體與網民自主就代表了好內容？君不見有多少的訊息比例是用來傳送「over my dead body」各種改編版、王炳忠唱歌破音名字又一直被叫錯、到底誰吃了太陽餅的漫畫文創，還有五倍鑽石的獨立樂壇奇蹟。
去年4月旅客偷拍「高捷口交男女」鄉民迅速人肉；5月網路瘋傳「麥當勞外套爽摳哥」影片；9月精障夫妻在台鐵做愛被旅客拍照上傳公開後遭法辦...這些事件無法歸罪於萬惡的主流媒體。同樣的誇大、不實、片段、只擷取合用於故事編造的內容並無限上綱擴大，政論名嘴卻曾經在洪案與25萬白衫軍公民運動時被許多人當成正義之師。批判中天，也必須同時回頭看到這些電視台其實就是跟風，跟上的是閱聽人的品味與質素。
--4/2 AM 0:39--
白狼方面要派3位代表與學生對話辯論遭拒，林飛帆回應表示，白狼找錯對象，無論挺或反服貿，都該是去向政府訴求。由於人在外沒電腦，看到的訊息也很片段，以下就不直接評論具體事件，先當作是聯想吧。
白狼（或支持服貿者）找學生對話，一定是找錯對象嗎？有些人主張立場衝突或利益矛盾之兩方的鬥爭，只能透過國家作為中介，向國家訴求，回到「人民 vs. 國家」的框架。舉些遠點的例子，像是「代位求償」的國家責任，或者勞保危機中有人提出「國家撥補」。這些訴求都凸顯了國家角色與責任，卻又難免隱沒了真正的矛盾與衝突（例如烙跑資方的責任）。
白狼說，服貿是幾家歡樂幾家愁，字面上來看這也沒錯。其實我自己是蠻想看到學生與白狼兩方辯論的，因為我感覺學生應該不會居下風。但我這裡真正想說的是，今天是白狼找上學生，反過來看，諸如反服貿這樣的運動，如果是階級鬥爭（愚人節快樂？），爲何過去似乎也較少考慮以工總、商總這類「歡樂的那幾家」作為直接抗爭的對象呢？
ps. 最近針對集遊法的釋字718，大法官蘇永欽在他的協同意見書中，有段描述挺有意思：
我國民間意見的表達仍然習慣性的以政府為溝通對象，在不同意見對立的情形，較少看到橫向的對話，如支持貿易開放、多元家庭或廢止核電者與反對貿易開放、多元家庭或廢止核電者相互溝通說服，並爭取尚無意見的其他人的支持，更多的情況是，持不同意見者一定要到政府採納對方意見時，才開始向政府表達激烈反對，民主政治始終在這種父權社會的文化陰影下拖行，Jürgen Habermas所談的公共場域（Öffentlichkeit），在台灣也還是架構在這種潛規則下...
--4/1 AM 3:13--
我今天開玩笑說，醫療組應該感到欣慰，現在他們可以擁有四線道的醫療通道了。一場這樣大型的群眾動員，相同調性的演說與宣講兩週以來在舞台上不斷重複放送，群眾再怎麼激情，疲乏都是難免。空間的逐漸僵化與枯燥，於是反映在人數的遞減。
賤民解放區的趣味性，不只在於裡面討論的內容，而是它的空間本身，以及它與其它空間的關係。隨著活動各舞台的整體人潮銳減，聚集在這兒的人反而相對增加。他們不一定是「賤民」，但他們是誰呢？
昨天在別處留了這麼句話：「任何的一致性都是透過對內部差異的排除或遮掩才可能呈現」，我初步感覺，人之所以聚集在賤民區，總的來說，就是對排除與遮掩的不甘，與對那一致性的不甘。人們因此也是帶著積極性來的，不甘於只是台下聽講的被動位置。
然而，我的提問是，嘗試組織並接住這些不甘的人，無論團體或者個人，他們各自又有著什麼樣的不甘呢？如果答案只是指向民主：不斷向內探求的程序民主，這是否成為了「我不反服貿，我只反黑箱」的縮小仿製？
--3/31 PM 2:03--
鷹派鴿派是媒體分化、糾察工作上一九八五與學生的意見衝突是媒體分化、社科院派決策紛爭是媒體分化、黃國昌私下密會府方是媒體分化，現在連學生身分神聖純潔性以及撿垃圾好棒也要推說是媒體強加賦予的意象。
別再埋怨媒體爛了，它的爛其實促成了運動之所以能夠一直遮掩內部矛盾鞏固領導中心並一致對外的團結，而且我看大家都挺享受的。
--3/31 AM 3:47--
任何的一致性都是透過對內部差異的排除或遮掩才可能呈現，要在一場運動中歸結出諸項具體訴求，排除跟遮掩很可能是多少難免的。問題在於，提什麼而不提什麼，這個決定的過程能否服人，是不是（向運動的參與者）開放，或者又是如運動聲稱所反對的那樣一般寡頭與黑箱吧。
--3/31 AM 1:47--
站上凱道舞台，民主陣線律師賴中強說，這場運動是「台灣進步價值公民運動的大集結」，人們帶著各自的緣由上街，然後一一細數：有捍衛集會遊行權利的、有抗議國家暴力的；有提倡資訊自由與言論自由的人權團體、有主張基層勞工生存權的勞工團體、有為了小農生計的農民團體；還有為了永續發展的環保團體...不一而足。
但是，這麼多樣的人群，究竟如何集結在一起佔領凱道呢？林飛帆上午在議場內的記者會，其實也已經給出了清楚答案。
凱道活動行動原則第三點：
「不帶與此學運無關的訴求或標語，盡量保持訴求的一致性。」
--3/30 AM 1:06--
訴求白色正義的人們聚集台北車站，喊出來的無非同樣是程序民主人權諸如此類，具體要求卻只是議場學生早日回家。
一切常見畫面：牽著孩子的媽媽、繫著標語的孩子、學生，各式各樣的學生，同樣沒缺席；有些老榮民，還有下午國民黨動員的群眾也握著康乃馨加入。人群自然是複雜，他們當中，有擺明著厭惡混亂失序及違法抗爭的，有言必稱民主又希望國會回歸運作的，有說是為了台灣競爭力而表態支持服貿的，也有其實並不熟悉服貿卻拒絕社會對立加劇的。
如果我必須指出，撇開他們口中所講，他們的行動本身與效應，仍是依循著藍綠的區分框架與格局，並且只可能再次強化它、而非超越它，會否有人要我看見他們之間的複雜性與差異性呢？
貼近是一種觀看，放遠是一種觀看，人們相信眼見為憑，卻不大相信他人之所見。白色正義強調跳脫藍綠、不具政黨立場，並且愛台灣；與另一邊的立院現場達成了幾近完全的一致。唯獨的差別是，這頭揮舞著中華民國國旗，另一頭則更願意接納綠色的台灣圖騰。
這本是個認同分裂的島嶼，分裂面決定了近年大規模群眾動員的幅奏。日本殖民、國共內戰、白色恐怖、冷戰與兩岸分斷，以及省籍路徑的民主化過程，這些歷史因素形構了現實政治的基本格局。假使談這些都顯得太過抽象，那又有什麼才是具體？
--3/29 PM 2:56--
人們可以不記得，那個作為成熟民主典範與終點的美國，不到一年之前才剛由他們的總統直接領軍對台施壓扣關進口豬牛；人們也可以不清楚，馬英九的哈佛博士學位當然不是取自於北朝鮮。
在被稱為榮神的莊國榮激昂演說當中，一切現實政治裡令人難以忍受的過程跟結果：馬英九的粗暴施政、民眾監督的不可能，乃至於整套台式民主的危機，都可以歸咎於歐美／北韓；民主／共產這樣的對立架構。在這道區隔善惡的斜線兩端，語言自動就位並找到其相對應的關係。
語言如此，也是「底氣」之故。
--3/28 AM 4:14--
吳紹文認為黃國昌一事輪不到「運動媒體」批評，因為媒體「只要場邊評論就可以獲取利益」，媒體沒有進到運動的「生產過程」，所以不能在外部評論運動。
首先，我原以為根本無需多作強調的一點是，我個人的臉書當然不能視為是我在苦勞網上發表的報導或評論，更不能代表苦勞網的立場（這則動態當然也是），否則，媒體為何還需要編輯呢？不過，這也不表示我未來不會，或覺得此事不該在苦勞網上處理，而只是目前為止就真的還沒有。
那麼，回到所謂媒體未進入「生產過程」的批評上，我認為這真是運動面對批評時最庸俗、最老套的回應方式之一了。吳紹文用了自己的語言來說，但其實大白話就是：你沒加入進來搞運動，你憑什麼評論？
試問，一個不開放外部批評的運動，會是個什麼樣的運動呢？
又或者，只要明者細想，就會發現這邏輯根本無法實現，難道沒從政者就無法評論政治了嗎？那麼，沒當過記者的，沒有進入到新聞報導「生產過程」的人，可否作新聞評論呢？
我無法代表苦勞網所有人發言，但我相信我的每一位同事都是願意接受批評的（即便批評者沒有進入報導寫作的「生產過程」），但我事實上覺得吳紹文搞錯了對象，他真正想批評的是我，而不是我工作的媒體（因為針對的是我的臉書發文），那麼，也歡迎他批評我個人吧，不過請提出合理的批評，切莫再說什麼「沒加入運動故不該評論」這類陳詞濫調了。
最後，雖然真有點擔心此事會成真，但還是忍不住多嘴講一句：
吳紹文說「從捐款來源到生產田地都是社運圈，還這樣搞？有朝一日捐款人發起退費運動，苦勞怎麼報？！」
這真的是精準地反映了，他對於媒體倫理該當為何的想像，恐怕與蔡衍明等媒體資本家無異，亦即，出資者決定內容。
--3/28 AM 2:17--
我的看法是這樣，學生佔領議場，破壞原有空間秩序，質疑體制合法性。破壞秩序後，自己建立新秩序，其中也包含採訪秩序，諸如查驗記者證等等，到這裡為止我認為都還算合理。很多同業質疑的是，學生「憑什麼」查證，有何法源依據，這不是我的角度，立法院原先也是有採訪秩序的，認同國家可以形成秩序，運動（或學生）則否，這不大有說服力。
我在意的，是其他層次的問題：
#1 這個「新秩序」的形成是否民主？誰來授權作空間管制，如何管制。這裡指的授權，不是國家或法律授權，而是運動參與者的授權。
#2 外人並沒有對「新秩序」的忠誠義務，例如記者，他們並不是這個運動以內的產物。運動在剛剛挑戰過既有秩序之後，如何說服他人接受這個新秩序？遇到挑戰，是比舊有的空間秩序維持者更具包容性，或者更為威權？
#3 「新秩序」內容本身是否更具理想性？現在許多政府部會都已接受公民記者的採訪（視個別部會狀況多有差異，有些也是口惠而實不至），但目前議場形成的「新秩序」卻要求出示記者證，無異排除公民記者參與。那麼，佔領者是否比被佔領者更進步，就值得檢驗了。
#4 「新秩序」說要查驗記者證，但執行學生又無能辨認出入的資格，最後竟還是得仰賴警方或者立委助理協助，然而，這兩者不都是原先既有秩序的維持者嗎？那麼，這個「新秩序」又有多大程度的新，有多大程度是舊有秩序的延續呢？
--3/28 AM 0:42--
黃國昌26日私下與總統府副祕書長蕭旭岑會面，自稱不代表學生，因此也沒有事先告知其他運動參與者，把會面定調為「個人行為」。但是，如果沒有集體行動所產生的政治壓力，黃國昌憑什麼有這種「個人行為」，自己去跟總統府代表會面討論？
行政院前的流血衝突，難道就是用來墊高他個人的說話份量與籌碼？不是很在意民主嗎？不談決策核心內部的問題，任何人要去跟府方對口談話，都應該先公開向運動支持群眾說明吧。
要搞運動反黑箱，請黃國昌先反自己的黑箱。
--3/26 PM 4:53--
記者拿著自家記者證進不去立法院議場，正在那兒佔領的「人民」說，他們只承認立法院官方所發給的識別證。
這也是一堂街頭的公民課，課名叫作第一次搞官僚就上手。
--3/25 AM 4:40--
青島東路上TVBS跟中天的SNG車，這幾天被黏貼了各種羞辱性的便條紙，車上固定著筆筒，鼓勵民眾仿效。老實說，看到實在有些感到灰心。我並不是完全不能理解現在人們對於媒體的普遍惡感，因為很多記者確實很混蛋，產出的報導也不符合人們的期望。然而，就好比反媒體壟斷卻只反旺中一樣，為何對媒體的批判，永遠也只能是依循著藍綠的框架提出？
佔領行政院當晚，某段時刻我人待在貴賓室建築頂樓，身旁的聯合報記者，聽聞北平東路上第一波的流血衝突後，立刻要求附近警察別再這麼粗暴對待學生，以免發生意外；接著，當貴賓室一樓出入口已被封鎖管制，傳聞警方可能開始逮捕建築內的學生時，好幾位身旁的社運素人焦急地想著該怎麼離開，這位同業主動一位一位地詢問，說她有記者證，可以把人帶出去，應該不致被抓，好讓他們可以安全地回到政院大樓前加入其他同學。
據說聯合報向來是反社運的，或許在這個反服貿的現場，它也是某個TVBS、中天的同義詞。但不管是為了反藍反中或者真在意媒體環境，我們實在都不應該以為，這些問題能夠透過這樣子羞辱第一線媒體工作者而得到丁點改善。
#補充，我覺得警察本身具有國家鎮壓的軍隊性質，它的存在就隱含了這個目的，這是我想說的第一點，關於警察身分與記者性質上的不同；第二，新聞編採產製的流程有諸多環節，不是一個命令的一條鞭能夠直接決定。如果今天罵的是王雪紅或中天老闆，我覺得會較為合理。但要批評爛公司，應該是促成勞動現場工作者更有集體意識與團結抵抗的能力，而不是說他們選錯工作要人家離職。
--3/23 PM 9:44--
與體制或結構之「決裂」不是在於行動美學的衝突高張或暴力與否。當然，有些時候「過激」會是體制難以包容的，故而也可能發產成「決裂」，但不表示暴力與街頭抗爭在本質上就規定是與體制決裂的。訴求普世價值的公民，絕對可能透過民粹的暴力與街頭運動，訴求導正資本主義的偏離並擁抱其派生而出的自由─民主體制。
--3/22 AM 4:01--
何明修說立院現場不再有糾察線，不再區隔學生與市民，於是有別於野百合。從年歲來看，何明修應該是沒有參與到野百合的，不過這無所謂，人總可以從文獻與口述來推敲過去；但要說當前的太陽花就沒有那條線？或許，是那線以內的人才無法感受到線的存在吧。
昨天夜裡，幾個朋友因為在巷弄間與警方發生口角，立刻被學生糾察看作是去鬧事的，接著就是身邊圍坐的群眾開始高喊和平和平，逼他們一同坐下，而不得站著，從這一點來看，的確，區隔的不再只是「市民」了，而是那動作不夠整齊劃一的「暴民」。因而，在目前的現場，連罵聲髒話都會被制止與冷眼；通道上走路稍慢些或者坐偏了座位區域，也立刻會被糾正。
自從一九八五創造了規矩公民的運動模式後，現場的「線」可多著，連人群行走的方向都有硬性規定，就算一切按著規矩來，還是會有源源不絕的「提醒」與「叮嚀」：這裡別停下來、那裡走快點、請走右邊、別碰著分隔線...
整個議場周邊，學生的空間管制早已比現場警方還嚴格。有生面孔的人被要求出示學生證，據說是為了怕國民黨派臥底潛入；而且由學生所管制的議場通道是不放行記者的，記者被要求只得走由警方所管制的通道。而我所服務的媒體剛好並沒有營利事業登記，所以也就不會有立院所發給的採訪證，因而同事昨晚要進議場時，竟然還得請身旁的立委協助才成。
說沒有那條線的，大概是眼睛糊到太陽花了吧。
--3/21 PM 8:59--
數一數才發現竟然已經是八年前，紅衫軍那時候，就像是這樣，我帶著這般或那般的焦慮與徬徨走在現場，覺得好像該貼近，旋即又被各種不適跟衝突感推開。走在裡面，卻覺得自己既在裡面又在外面。我並非暗示紅衫軍跟此刻的反服貿運動，在脈絡與性質諸方面雷同，我想談的是別的，關於「介入」，關於「自主公民」。
「現場」，就我個人的觀察，確實就是在一個反中拒共的背景下所展開的，它整體上的主旋律，就是民主台灣對抗萬惡中國（及其中國因素）的格局，面對「支那賤畜、外來種滾」等相關話語，參與者多半也是沒有抵抗力的。那麼，我想說的首先是一個原則的問題，任何左派說要「介入」，都必須先辨認這個國族情緒的動力，辨認並指出那已經太過模糊的「我們」與它的差異與距離，否則的話，何須介入，加入不就得了？
原則之外，具體到政治角力：「介入」就必須挑戰基礎框架，不能只在其內部增添語言的多樣性。這裡我所說的基礎框架，就是「反中」的國族情緒，也是萬事皆以中國／台灣作為對立預設出發的認識框架。
我注意到現場的部分對話，某些「介入」的嘗試，例如去談「反自由貿易」。當然，邏輯上，「反自由貿易」的話語本身的確有著跟「愛台灣」同樣的潛力，可以成為上位的政治綱領。但是邏輯不等同於政治現實（理論當然也是），而我假設許多朋友都認為自己是持著前者的立場，正在與後者展開競逐話語權的鬥爭，那麼，我也同樣注意到了，在這個以後者仍居上風主導的現實當中，語言正在展現出它固有的限制，在同一個反中的格局尚難以翻轉的前提之下，它的結果是，所謂的勞資矛盾，也就仍不脫是（資本的）邪惡中國人要來欺負「我們」（勞工的）善良台灣人；而對程序民主本身（而非應用）提出質疑的底層政治話語，則被輕鬆轉譯成傾中的代議士何曾代表台灣人民：是呀，台灣從未民主：於是民主鞏固、民主深化吧！
我以為，持續開發與使用某些無法被上述這套轉譯模式收攏的語言跟元素，會是在這種「介入」的過程中應有的堅持，因此曾向盧其宏建議，在他現場所寫的「反自由貿易」標語以外，還應該加上一句「反服貿不為國族運動服務」。這是為了區隔，也是為了「介入」。這仍然繞路，但至少不再是對現場的差異抱持擱置或者存而不論的態度。
昨晚一直到凌晨，我在濟南路看到電音反核陣線幾個朋友，很努力地圍起幾個圈圈，試圖在運動當中注入一些不同內容，黃鏡丞說，他反服貿，但並不同於那以「反中國豬」作為召喚的「反」，並且不嫌煩地向身旁每一個人重述他對於跨國資本與自由貿易的認識；楊子瑄費了許多力氣試圖帶入各個社運議題的經驗；我當然也見著更多並不熟悉的生面孔，帶著各自這樣的那樣的理由而上街，並不能簡單被歸屬到一「全然」或者「本質上」之保守與進步的劃分。這些人，圍坐著這些圈圈，精確地說，是透過這樣的參與方式，期許自己的存在就成為那不同的內容，作為一種介入吧。
介入既然說是「競逐」，當然有輸有贏。政治判斷上，我很難感到樂觀，但也不表示就是悲觀。而無論如何，我感覺像這樣子表明自己立場，凸顯現場差異並努力嘗試介入的人，應該得到公允的評價跟肯定。
凡是為了挺藍而倒扁的民眾，或是為了挺綠而反制倒扁的民眾，都不是真正的自主公民...
那個在今天被扣上各種帽子的自主公民的召喚，我以為，在它最初進場介入紅衫軍時，也就表明了自己支持的範圍與其條件。
今年秋天的這場「倒扁行動」，如果僅僅獲得了高層政治權力重組這一個「結果」，而不是這個社會通過一場深刻的啟蒙政治鬥爭的「過程」，讓它得以對某些基本價值重新認定並堅持，那都將是公民與公理的慘敗。敢以此理，提請自主公民慎察。
要找出一個運動的缺點然後無限上綱地全面否定它，是容易的，但指出它的歷史意義、進步性以及限制，則是自主公民（包括批判知識份子）的責任。
我想我可以同感於那份緊張跟興奮，並且焦慮又徬徨。
--3/20 PM 7:46--
昨天立報社論〈小青年的憂憤〉說佔領立院的行動讓作者「回想到1968年代全球學運的階級運動性質」；今天香港左翼21則說這是場階級之戰。
有人總提醒我，運動還在持續，切莫太快悲觀地定調，這我是同意的，否則也不會一直徘徊現場；然而，上述言論難道不也是一種定調嗎？
將自己對運動應當如何的期許，混充為對運動實為如何的分析。這種文章並不是真正在介入運動，而只能是一種左翼的阿斯匹靈，他唯一的功能，就是消除寫作者的不適，快又有效。
--3/19 PM 10:39--
必須將「反服貿」放在「反自由貿易」下理解。是，我同意，我真的同意。但令我困惑的是，這種召喚曾經企圖解釋群眾的狀態、曾經企圖分析社會的性質嗎？如果不曾，那麼，我更困惑，這樣的召喚是否有效，或者它究竟該如何有效。
現在，我們對著反服貿運動，呼喊「必須拉到反自由貿易」，對象是誰？把運動聯繫上反自由貿易，強調「服務貿易協定的本質和WTO、FTA、TPP一樣」以區別出「逢中必反」，暫且不論那對先進後進國家不作區分、反一切自由貿易的論述是否正確吧，就先當它是正確的，但在現實政治裡，「中國因素」以及其它，就是激起了截然不同的反應跟對待，這當中必然是真實存在著各種社會的歷史的因素，包含冷戰經驗、反共親美的政治無意識與情感構造等等，這些都是應該要面對的，不能永遠避開去解釋跟認識這當中的原因，而只是回去談那個「正確」的論述。
吳永毅說：
回顧野百合時代，學運內還有形式上的左右之分；現在反服貿佔領立法院，大概沒有這個分野了。除了驚嘆新中國因素的貢獻外，還是要感慨校園內意識型態的單一化，使抗議只剩下程序爭議，以及中國因素以一個大吃小的片段面向被批判，而無法觸及WTO體制的核心問題。但還是要全力支持這次運動，在運動中趕快補上左派該做的功課！錯過，也只能責怪左派自己還是一盤散沙、各自也不夠鞠躬盡瘁吧。
這麼說，應該是把它當成一個運動的實踐的問題，包含組織夠不夠，是否一盤散沙等等；但我覺得，另一方面，這也是一個知識的問題。如果我們永遠可以提出各式各樣的「正確」立場，可以去為所有抗爭賦予它一個左派的理由，說到底，這是否也是一種掩飾，掩飾運動其實並不如我們所想（小青年的憂憤？），以及我們其實就是很軟弱。
假使我們總是覺得那現實的不可欲，而可欲的又總是不夠現實，這應該足夠提醒我們那既有的「正確」的知識其實也是不足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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