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昭明〈從餿水油事件到食品業的「公民經濟」〉之批評

曾昭明在想想寫了篇〈從餿水油事件到食品業的「公民經濟」〉[1]，看完覺得有必要close reading一下。先說本文其實提對了一個關鍵，就是政府缺乏管制的問題，這裡可以參照上一篇轉引陳信行文章中的一段概哏，已經作了很精確的總結了：「當代台灣對工業的各種管制措施，傾向於授權私部門「民間」企業與機構認證、檢驗、稽核，而非由公務機關為之。這反應了雷根、柴契爾以來的新自由主義思維在台灣廣泛被接受的程度。」[2]不過，面對眼下食安風暴，國家如何加強管制，如何令國家實現之，這不只是方法與制度的問題，也牽涉到整體國家性質，也就是國家機器根本上從屬於資本家的問題。

在解決方案部分，曾文主要的篇幅在於提出「社會性自律機制」。簡言之，他批評在上述的新自由主義思維下，食安乃至於一切工業管制標準，傾向於交由業者自律，例如GMP這樣的「自主性管理制度」，這裡的「自主管理」意思就是產業自律，通常也是產官學的共犯或分贓結構。直到這裡為止，我是同意曾文的批判的，但是接著他提出，GMP這類自律認證只有經濟部跟產業界這是不夠的，還需要納入消費者、中小企業與店家，這樣才能「結合消費者的道德消費力量」以形成「社會性的自律機制」，就實在不值一笑了。

當然，曾文的標題就已經提示了「公民經濟」，因而當然是以「公民社會」作為一個行動設想的基本單位，問題在於，所謂加入消費者審議，當然不會是如你、我這樣的個別消費者，因為公民社會本身就是一個需要透過各種NGO、NPO...等等NXO來予以中介的場域，例如，就像是曾昭明本人擔任執行長的「企業社會責任協會」那樣。因此，綜合來看，當曾昭明一面批評所謂產官學結構的同時，他接著的提案其實是要讓分食的餅可以做大，或者換一批人分食。

而我們該如何評價，這種面對一個產官學的共犯或分贓結構，試圖加入之而非瓦解之的批評呢？類似的事情在性別主流化範疇裡，過去相似的經驗就多不勝數了，各種性保守團體一面進行兒少保護媒體監管等倡議與國會遊說、透過立法在中央及地方政府各部會局處下成立種種委員會，然後讓自己擔任委員，接著，前腳才剛踏出官衙脫下識別證，後腳立刻又踩進公民社會的民間角色批判政府，如此自肥的循環。

上述與訴諸「道德消費」可以拖勾，兩者卻也可以有相輔相成的效果。其實很多人都會說要批判「新自由主義」，但卻不一定清楚新自由主義的文化治理模式，除了經濟領域以外，如何思考個體與群體的關係，以及責任歸屬與倫理的議題，其實正是新自由主義的另一重要面向。像是「道德消費」及其反面的「非道德的消費」，這裡存在著彼此相互牽連的若干層次的問題：（一）在社會行動的層次上，把人的行動起點設想為消費者，能動被侷限於消費的選擇；（二）既然行動的前提是消費選擇，這裡就有個經濟條件作為篩子的行動門檻，這是公民社會同時兼具吸納與排斥作用的一個反映，亦即，可以被整合吸納入消費領域者成為公民，是發揮「道德消費」力量的設想對象；而買不起或者領22K「貪小便宜者」則被指為「共犯」，是不具有現代公民質素的「非公民」，這裡涉及的就是公民資格，以及公民社會的社會排斥性[3]；（三）接續上述「共犯說」，新自由主義的文化治理還包含了個體的責任化，亦即，原先由國家或政府應該負擔的把關措施、提供物質資源與條件等等，這些責任被轉嫁到公民自身，如消費時賦有自行慎選商品之義務等等。

最後，其實曾昭明撰文的另一目的還是為了帶出「中國因素」的：

❝這次的食安危機...對小型食品企業，乃至攤商的衝擊更大...重災區是大街小巷的獨立餐飲服務業...接著是各種逐步企業化經營的「老牌傳統名店」...（這些受害者是）食品業中最具有在地經濟屬性的。那麼，大型食品企業呢？那些以超商與超市為主要通路的、大量製造的現代食品產業組織，還有各種帶有潮店性質，依靠現代公關技術支撐營運的連鎖餐廳，可能反而會是最終的獲益者...這些企業泰半可能不是覬覦可以出口到中國市場，或者就是希望能到中國投資，藉此快速擴大企業規模。也就是，這些企業同時也是馬政權的服貿協議與自經區計劃的支持者。❞

從味全、乖乖、旺旺、味丹、五木拉麵（興霖）、速食店漢堡、超商包子等廠商紛紛落馬，上述診斷或許是因為結論太過「（政治）正確」，因而推論也無須細究了，先射箭再畫個又紅又大的靶心，謂之中國因素。曾於是說：

❝如果沒有強盛的公民運動，台灣的食品安全治理無疑地將會加速腐化，直到與「中國標準」趨同。❞

結果，推動台灣食品安全的動力，竟再次必須構作對岸為驅策自身的他者，正所謂，心中有中國，處處是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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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陳信行〈食安問題是如何面對工業社會的重大政治課題〉
[2] 曾昭明〈從餿水油事件到食品業的「公民經濟」〉（上）（下）
[3] 甯應斌〈排斥的公民社會：公民治理與「文化戰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