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琳娜》的社運印象

導演林靖傑睽違多年的第二部劇情長片《愛琳娜》將於6月5日上映，作為一部標榜高度社會關懷且貼近現實的作品，電影後半段頻繁出現的社運抗爭場景，或許被許多觀影者視為是這社會關懷的重要註記，但對我來說卻恰是相反，我喜歡這部片的前三分之二部分。

電影本身的厚度確實來自於它高度地貼合社會、凸顯現實矛盾。女主角陳愛琳（陳怡蓉飾）從生產線女工到展場餐飲等臨時打工仔，抱持著「向上流動」的欲望，因為偶然機會成為小提琴教師，貌似擠身光鮮亮麗的中產階級，但事實卻是薪資不足22K，仍須各處奔波兼差補足生活所需。

階級位置與階級認同的斷裂，這是普遍現象，事實的無產階級卻要以布爾喬亞階級與其品味為自身的認同對象，所以陳愛琳仍然接受了對計程車運將廖俊明（莊凱勛飾）一定程度的鄙夷——儘管是藉由玩笑話的場景來透漏。

在關係的建立中，愛情是重要的，但不是唯一重要的。陳愛琳最初選擇了有政商關係背景且具經濟實力的Kevin（莫子儀飾），又懷上了他的孩子，作為踏入富裕生活的入場門票，這是現代婚姻制度的基本雛形——是交換、也是交易。交易可能成功也可能破局，現實如此，電影則如實呈現。

除了上述的普遍性問題，電影也在有限的時間裡（雖然已經有很多人嫌片長過長）傾力填入屬於臺灣的諸多特殊元素，例如透過陳愛琳父親（龍劭華飾）與兒時日籍青梅竹馬的重逢再相見，以及他所愛聽的廖添丁紅龜仔捉漢奸廣播劇故事，描寫那一代人所經歷的日據時代，在殖民大敘事所難以記載的角落，對日本經驗愛恨交織的真實情感與人際聯繫的複雜糾葛；而他一輩子自信的繪畫天賦，在老時因為簡短幾句話而一夕崩潰，更隱喻了殖民關係下內藏在主體當中的脆弱情感狀態。

對社會有著高度關懷的觀影者，經常期待作品能貼近現實，能透過作品反思照見社會。《愛琳娜》片中（特別是後三分之一）多次出現的社運抗爭場景（舉牌、布條、口號等），或許會被部分觀影者視為是對社會現實的關注，但對我而言則剛好相反，在那幾個段落以後，原先角色的扎實與情結的厚重感被迅速削薄，「社會運動」變成一種透過廣泛畫面來全體代稱的一種模糊感官印象。從而，觀眾不需被期待要去細究畫面中到底抗爭了什麼，是以誰為主體所發動的抗爭（是自己付不出房租的配角無產小提琴教師，聲援地主同事的反都更抗爭？）總之，觀眾只需知道：是有人在抗爭的，畫面中要推擠有推擠，要衝突有衝突，而當電影再現了抗爭場景，就是有社會關懷。

假使電影完全刨除陳愛琳後半段硬生生轉折為女俠的情結，而單單停止在她第一段感情的受挫，又在廖俊明身上得到安慰，其實就已經是一部揉合了商業考量（愛情浪漫劇）與社會關懷深度（如前所提及的諸多元素）的上乘之作。過度拼貼平移的抗爭畫面（如新移民、關廠工人、都市更新等近年「流行」的元素全都加進去了），反而無法解釋陳愛琳與這些社會行動的具體關連，也沒能交代角色個人內心機轉的過程。

對於陳愛琳角色的轉變，林靖傑有個「生活即抗爭」的解釋，意思約略是說，其實人在生活中面臨的大小困境，就已經是不斷在進行無數抗爭的過程，以說明陳愛琳角色的連續性，我無法被這個解釋說服，但「生活即抗爭」一說反而給我另一聯想。

據林靖傑的說法，抗爭場面的拍攝過程歷經了諸多波折，導演親自面試覺得適合的臨演，又找了幾位具抗爭經驗的社運組織者南下協助訓練，進行模擬試拍，但到了實際開拍時，發通告的場務卻意外出錯找了未參與訓練試拍的人。映後座談上，林靖傑說，從事臨演工作的人，通常也都是沒有經常固定工作的社會底層，他到了拍片現場一看，才發現完了，這些人根本不像是一般會參與抗爭的人，這是電影拍攝過程的一段插曲。

然而，這卻再度反映了我前面所說，在電影裡照搬複製街頭習見的抗爭場合，只讓我感受到厚度的削薄。是的，有過幾年抗爭經驗的人，都可以習得不少抗爭技術，可以在短時間內規劃一場場「像樣」的抗爭：要布條有布條、要海報有海報、要口號有口號。這些社運技術確實是抗爭與社會變革的必要元素，但，是否充分且關鍵呢？臨演問題給我的聯想是，假使承認「生活即抗爭」，但這些從事臨演的社會底層者，實際上是不熟悉這些抗爭經驗的，甚至是一眼便會讓人覺得不像是會投入參與抗爭的人。這是否該讓我們起個疑：那麼「熟悉抗爭」或者「看起來像是會抗爭」的這些位置與印象，都是給誰占去了？又，我們眼下所熟悉、且太過熟悉的這些抗爭場景，究竟都是屬於「誰」的抗爭呢？

清楚我的人，或許知道我又要批評「學生權力」論了，但這裡就暫且打住不說了。

以上是趁著剛看完電影還留有的溫熱印象作此速寫。當然不是影評，因為我從來不懂寫影評。雖然說了很多，但無論如何，這是值得一看的好電影，光是它的前三分之二，就絕對值你走進戲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