遺忘者視角下的被遺忘的時光

重看了楊力州的紀錄片《被遺忘的時光》，其中一段，是曾被指派刺殺毛澤東任務，失敗後逃到台灣來的國民黨老兵尹順周。

#1 對尹順周的第一段「訪談」畫面，是他正強烈地表達他並不願意被拍攝，對著鏡頭怒吼「白天拍一天還不夠嗎？現在都要睡覺了，忙了一天，你們還在這個地方拍，做什麼？」由於這段表達並沒有讓拍攝者停止拍攝動作，而畫面上療養院的工作人員也只是不斷透過「安撫」取得尹順周的同意，過程中，尹順周甚至直接用手拍打鏡頭。

2009年，中國大陸導演徐童拍攝北京性工作者的紀錄片《麥收》時，也引起過一些爭議，幾個月前才又得知，中、港的性／別及性工作團體，至今都仍在各個《麥收》的放映處進行抵制，例如在播映過程中，將部分「不該出現的畫面」予以光照或遮蓋。（相關討論可參見2009年苦勞社論：《麥收》爭議不瑣碎，請不要迴避）

影像並非我的專長，但我實在好奇，紀錄片拍攝是否存在倫理或者行規一事。當影片中的人，在一個私密空間明確表達了「不願意被拍」，為什麼當下的攝錄動作卻仍然持續？療養院失智老人的「表達」與「意願」，顯然不被視為有效。

這次的《被遺忘的時光》，或許同樣可以用當年為《麥收》辯護者（如郭力昕）的辯護理由作為回應，即劇組事後取得了理解；然而，這真的有回應到在某個具體片段的拍攝當下，的確就是違反意願地逕自拍攝這個事實嗎？或者說，是拍攝者在強行拍攝時，就已經預先知道了未來必然能取得同意？但假使事與願違，拍攝者又將如何處理這些影像材料？

#2 尹順周的出場，畫面的字卡簡介著「被害妄想」，這讓我糾結了許久，該怎麼理解這裡的「被害妄想」。紀錄片描述了尹順周是如何隨時謹慎檢查身邊是否滲透了共產黨，包含拍攝劇組，都是被懷疑的對象。

劇組與療養院工作人員的一段訪談中，工作人員告知劇組他們被懷疑是共產黨，對談中也呈現了劇組感到詫異與難以置信的聲調：

「他認為我們是什麼？」
「匪諜」
「共產黨呀？」
「對對對對（笑）」
「他真的認為我們是共產黨？」
「是，真的是」

反共、對共產黨的嚴密檢查、防堵，乃至於「被害妄想」，一直是戰後台灣的集體精神意志構成。但是當國共內戰歷史、戰後台灣的反共規訓與教育，具體地銘刻在一個老兵的身上時，這些歷史痕跡，卻在紀錄片中被以非常病理化（被害妄想症）的方式，歸咎於個人，彷彿這些歷史片段與「狂想」，全只因一人之「病」而起。

歷史走過了，並且拒絕承認那些過往的遺留；但有些人，無論是以記憶或者身體的方式，他們留下來。如果說「遺忘」與「失智」是楊力州這部紀錄片的重要關鍵字，這些個詞彙所真正指陳的，顯然恰是這個社會的集體症狀，因為我們甚至忘記了，自己是如何走過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