苑裡反風車抗爭過程的細節，我不再多談，請參考苦勞網過去多篇報導，這裡只作近況的說明。過去連日來，在工地現場，自救會、聲援學生與英華威（業者）保全間的肉搏戰持續發生，有學生被保全暴力相向的影片在網路上傳送，英華威也指控有自救會成員曾持刀威脅保全，在國家缺乏積極作為之時，工地呈現雙方拳頭大小比較的無政府狀態。隨著衝突持續升高，英華威副總王雲怡多次對外釋出「退讓」與「願意談」的姿態，而她最新的說法是，將可能「只作3支」（24、25、26號風機），表面上接近自救會最初的訴求，但這個說法卻又有其欺瞞性與不老實之處。
在「這篇報導」中，孫窮理用了一個表格區分不同風機的分別進度，有6支是「已經環評通過並取得開發許可」，其中包含過去幾天不斷發生衝突的「26號」、另外8支則是尚未取得許可，後在這次環評大會中被撤消環差的。後面那8支，英華威過去對媒體的說法是，因為自救會反對，所以承諾「就算通過，也不會蓋」，但在環差撤銷確定後，英華威卻又打算再提一次。既然終究不蓋，為何再提？原來這「不蓋」的承諾還是有但書的，「自救會現在不同意，或許改天會同意，到時就可以蓋，因此要預作準備」。這個但書若翻成白話，其實也就是「現在有人抗爭所以不蓋，等沒人抗爭了再蓋」。我們可以從這一點來解釋，為何英華威表面上不斷釋出善意，自救會卻仍持續抗爭。至少到目前為止，就算不是進入到普遍規範的討論，而只是個案「建幾支」的討價還價，英華威也不曾作出一步真正的退讓。
在這樣的情況底下，於是我們看到肉搏戰的連番上演。工程施作是連續性的，一天完了接續又是一天，自救會與聲援學生因此是以非常消耗的方式被迫進行長期抗戰。而在這個過程中，特別引發我注意的是環保團體的缺席。
說是缺席，或有論者會指出這個或那個團體曾發了篇聲明、又參與了某場記者會，環運中的部分個人曾有過清楚表態等等；但識者應可明辨，即便是在過去，這種盡乎全數環保團體自動退位到第二線，而全然不把它當作是自己組織守備範圍之內的議題來操作的現象，也絕非常態。我認為，環保團體在苑裡抗爭中的不積極介入，或者感到困難躊躇、不知如何介入，反映了一些普遍狀況，也因此，正是個機會能打開有關環境政治的討論。
淺層原因應是核能與風能的矛盾，好似當一個環保團體反核，它就必須要支持風能，這個問題比較容易獲得解決，綠色公民行動聯盟過去的「聲明」已有清楚答覆，反核而支持風能，當然不表示必須是「無條件」支持。然而還有另一深層的問題則較少被觸及，以下我試著繞道展開。
去年底，高教工會的陳政亮與林敏聰發表了一篇題為〈關於高教市場化的批判〉[1]的文章，討論的主題雖是高教市場化的問題，文中卻廣泛地回顧了解嚴前後蜂擁社會抗爭力量背後的政治社會基礎，他們將當時的抗爭認識稱為「壓抑假設──解放論述」，當中有兩個關鍵的內涵，其一是「對抗黨國」，其二則是「自由化」與「市場化」：
...在政治論述上認為公民的政治人格因戒嚴而受到壓抑，因此強調必須去除黨國對於人民各項權利的控制；在經濟論述上則認為，國民黨黨國資本束縛了經濟的活力，從而提倡經濟自由化的政策...
為了對抗黨國威權，經濟自由化、民營化（私有化）的新自由主義成了主要的意識型態領導，並填充了黨國退位後的空缺：
...在這個意識形態主導下，各國許多國營企業開始逐步的私營化，勞動力（對資本來說的）彈性化的現象被強化（如：外包、派遣、承攬...等，且主要是由國家部門帶頭的），國家對特定的產業解除管制（金融、電力、交通、能源、教育、醫療...等），甚至以國家預算投資與補助特定產業（電子、生化、基因...等）。此全球資本主義世界的普遍現象，於1980年代後期，在台灣正好遇上解除戒嚴的歷史時刻。此時此地，弱化台灣「國家權力」正是社會的高度共識，如前所述，各種領域上的「自由化」成為社會改革的關鍵訴求...
引文中提到了「能源」產業的解除管制，其實，德商英華威在台灣的起步與發展，大致上完全符合這一時間點的趨勢。看準了政黨輪替是民間資本在能源產業進場的最佳時機，2000年英華威設了籌備處，開始在台投資[2]；在還未正式成立公司的情況下，就違法獲得經濟部補助款[3]；近年來則積極在行政部門與國會間運作，並數度透過媒體放話「撤資」為要脅，要提昇台電收購風能之價格。2009年《再生能源發展條例》的設置是綠色能源發展的重要里程，卻同時也是保證民營業者獲利率的一個關鍵；現在，全台灣最適合設置風機的地點，幾乎已全為英華威所壟斷；去年，更爆出有立委與英華威勾結，威脅凍結能源局預算，待進一步修改條例、再提高台電購電價格後使得動支，創下「預算綁法案」的惡例[4]。
回頭來看，英華威在台灣從落地一直到發展成為當前在台灣綠色能源中的壟斷性地位，剛好就是在國家權力削弱（配合著民間「解構黨國」的訴求）、新自由主義進場的同一個環節上。重新反省此一過程，我們也就比較不難理解被英華威搬出來當門神的綠黨前執行長賴芬蘭了。賴芬蘭曾不只一次提及，不知為何會有人要抗議一個像英華威這樣的民間廠商，她最近在自己的廣播節目上剛剛才請了台灣環境保護聯盟的徐光蓉論述分拆台電與電業自由化的議題。對賴芬蘭而言，英華威是對抗黨國控制（台電）的夥伴（私人資本），這是同類「老環保人」中的典型例子，類似的運動框架我們可以在環盟的多數成員身上看到，每逢碰上各類能源相關議題，他們大致所搬出來的解法，就是如誦經般的重複「分拆台電」、「自由化」、「市場化」等套路，正是在這麼一個自解嚴前後遺留下來至今的運動框架當中，苑裡人對英華威的抗爭，自然是無法被理解的了。
一個曾經是環保團體結盟夥伴的民間資本，王雲怡自己甚至還曾是日本福島核災後，在反核運動裡經常與環保團體合作的瘋綠電行動聯盟所推出的立委參選代表之一，英華威這樣的角色，我認為正是環保團體如今缺席的深層原因。
對環保團體，或者更廣泛來說，對所有的行動者而言，必須進一步思考的問題是，過去的「壓抑假設──解放論述」似乎不曾被徹底清理與檢討，以致於面對台電（一個國家大怪獸之象徵）時或許無以為懼，面對民營資本時反而躊躇難言。當前政府能源問題叢生，其中之一經常被提及的就是缺乏整體的規劃與思考。風機的問題大抵如是，在立法院的一場記者會上，蠻野心足生態協會研究專員李墨堂就曾批評，國家只是為了符合國際潮流去訂出再生能源8%的目標，鼓勵風機設置、卻對於風機的佈設位置沒有整體規劃。
正因為過去訴求去除管制、簡便程序，因此風能的發展形同私營業者自行圈地，而屢生爭議，從這個角度來看，國家的問題恰好不是太大、而是太小，這是自由化的惡果。要求國家要有整體規劃，方向上是正確的，但似乎又無法直接言明，不如讓綠能回歸由台電來做，這卻又是為什麼呢？
監察院去年曾對台電向民營電廠購電「買高賣低」的掏空問題作出糾正，這些民營電廠許多正是在過去自由化的浪潮下，左手轉右手，由原公營事業轉投資的「子公司」或「孫公司」，購電合約一簽就超過20年、價格又偏高，自然是掏空國產的圖利手段；但說到底，《再生能源發展條例》對綠色能源的催生，方式也不外乎二，要嘛提高台電的購電價格、保證收購年限（目前為20年）；要嘛就是砸納稅人的錢補貼，目的皆為鼓勵私人資本投入，無論何者也都無法避免「圖利財團」的問題。當能源作為一個產業，投資者竟可將所有投資風險轉嫁到政府身上，以英華威為例，作為私人資本，它的財務與帳目相對於台電是完全不公開的，2009年，當他們失去在德國銀行融資案的支持後，就反過來要求台灣政府修法提高台電的購電價格，政府若不配合，就又要挨上「無心推動綠能」的罵名，生意這麼好作也實屬難得。
英華威近日屢屢明指或暗示反風機抗爭者目的是擁核，這當然是一種粗暴的綁架，彷彿反核就非得要支持特定一間民營資本才具備正當性。但另一方面，當英華威同時一再向政府喊話，尋求國家對「投資者」的保護時，也逼使我們思考「能源」這樣一種公共需求，究竟該不該成為開放予私人資本投資以供獲利的標的。
苑裡的抗爭，眼看著是要持續進行下去的。我尤記得在今年309反核遊行20萬人上街後，有人將該場遊行稱之為「新民主運動」[5]。事實上，光是在過去幾年之間，每逢大型的運動勢頭浮現，幾乎不曾例外地會相應出現類似的「新」命名，也或許再過一些時日，苑裡抗爭也會有屬於他們的「新」，但這一次，我希望這個「新」將不再只是因為有了新的偶像名人加持、新的社運商品熱賣、新的口號掀起風潮，而是因為運動真的打開了新的思考與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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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陳政亮、林敏聰（2012/12）〈關於高教市場化的批判〉，《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89期。
[2] 遠見雜誌（2006/11）〈再生能源 英華威投資300億借風使力〉。
[3] 自由時報（2003/08/27）〈風力發電補助擺烏龍 獨厚外商〉。
[4] 新新聞周刊（2012/12/25）〈風力購電漲一毛，台電就得負擔近億元成本〉。
[5] 參見張鐵志（2013/03/28）〈反核運動就是一場新民主運動〉，《破折號》；以及趙剛（2013/04/18）〈「南方聯盟」與知識的怠惰〉，《台灣立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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