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我看了朱淑娟的〈站在對立面的合作關係〉，之後，我感到深深的不安。
（一）
對我而言，記者及新聞工作，其實就是一個資訊取得的代議制。記者、新聞工作者，基本上是接收了從人民讓渡出來的資訊取得的權力，並將這樣的權力集中起來。相對於政治代議，是集中在單一的機構（立法院）、幾無選擇的少數政黨（藍、綠）；新聞及資訊的代議，則是集中在，看似繽紛的五花八門商業電視台、各大報社、以及，唯一一間公共電視的新聞專業從業員身上。
從這個角度來看，新聞工作者，就跟政治工作者一樣，絕對不只是什麼天生的「監督者」，由於權力的取得是來自於人民，這些人，也就必然地同時存在「被監督者」的角色。
因為這個代議性質，你，代表「哪些」人民，就是個隱而未顯卻又關鍵的問題了。
是的，這個世界不是平面的，我們知道，有階級、有性/別、國族、種族、人/非人等等不同界分。對於一者之利益與真相，可能正是對於另一者的剝奪與欺罔。這剝奪或許不源自於其中一方的「邪惡」或「非善意」，而是利益本質上矛盾的物質性。
我擔心朱淑娟文中所提的「友善」，已經超出作者初衷而成了抹平社會差異的修辭。「不論是選擇做公務員或記者，都是希望能服務眾人、促進社會以及民主進步」彷彿朱敬一、國科會（作為國家機器整體之一支部或操作員）的「友善」，可以直接等同到「所有人民」的利益方向，而所有人民（被服務的「眾人」）之利益，是一致的。
而這絕對不是真相。
（二）
要與公部門建立「衝突以及尊重的關係」，不如說，就是個「互動的默契」，而這默契，同時也就是「衝突的底線」，因此其實也是個規範性的要求。是的，這讓我想到周富美，我不知道朱敬一可否曾拍拍她的肩，但我們都知道，她整個人都被「拍」出環保署了。
不談周富美、不談新聞工作者把持壟斷資訊傳播規則、透過這一壟斷交換與政治權力互動的默契、不談當個別工作者「越線」違反此一默契而遭嚴懲時記者們集體沉默、不談要加入此一默契圈的門檻、不談「假」記者被拒絕採訪的普遍現狀。
正因為不談這些，這篇與國家權力之間的眉目傳情之作，始終是缺乏反身性的，而與餵養關係無異。
【相關】
- 朱淑娟〈站在對立面的合作關係〉（2013/6/5）
- 孫窮理〈談談周富美事件與記協〉（2007）
- 陳寧〈記者、學生、公民〉（201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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