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低標準的夥伴關係

──2011年8月苦勞網捐款徵信

一份募款徵信，最主要的目的當然是為了募款，希望你能掏錢給他。但你為什麼會要掏錢出來呢？這當然不會是沒理由的，必須得認真談談「他」跟「你」之間，是什麼關係？但在這裡，暫且不論「你」是誰，我想先從「他」跟「我」的關係開始說起。

「他」和「我」

印象所及，第一次點進苦勞網，是因為這篇跟這篇報導。那時候，苦勞網並不長現在這個樣子，沒有活潑的青綠色，而是看上去儼然就很「苦勞」的一片黑鴉鴉。那一年是2005 ，我十七歲，高中就快要畢業，年底樂生連續好幾天在總統府前的抗爭，是我初次的街頭經驗。

2007年三、四月，樂生密集且高強度的抗爭在主流媒體上爆炸蔓延開來，或許是許多人認識樂生的開始。不過，運動的動能從來不能保證與之對稱的媒體關注。在那短暫密集的日子之前、或者之後，有更多時候，是從來不被報導、難以為外界所知的。例如有那麼一段時間，為了要釐清《文化資產保存法》之於樂生的適用，以及抵禦特定政治力的進場干預，發起無數次在文建會的行動；或者是因為新莊捷運工程所引發的地質、地下水危機，所召開的無數公聽會；又或者，是為了院區自由出入的權利，在人權小組會議上爭取便橋…

這些從複雜的地質工程專業語言辯論，到各別的細瑣需求，或甚鉅大、或甚微小的聲音，多難為主流媒體之眼所注目。不過，還是有那麼一些人，他們是願意認真聽、認真看的。因此，點進「樂生院保留運動」條目，閱讀其中的報導，可以看見苦勞網一直以來的詳實記錄，以及作為一個媒體，貼近運動現場，如何可能、如何做到。

真誠喊口號

樂青的夥伴何欣潔有一句在行動現場喊出來的話，是很打動我的，他說：「喊口號不是喊給媒體，也不是喊喊樣子。我們喊這些口號，是因為我們真的相信。如果自己喊的口號自己都不相信、自己都打動不了，能有什麼影響力呢？官員會怕嗎？」

即便是喊口號，也有真誠不真誠之分。其實，寫報導也是這樣。是不是能夠切實反映出報導者期望讓人透過他的所寫，而得知些什麼的企圖──無論單純是成為一個行動抗爭效果的文字報導延伸；或者成為某些新聞稿與採訪通知難以表述清楚的事後重要註腳；或者，是支撐出報導者自己得以介入影響（參與／干預）運動的能動性（因此也不必然只是二線的社運傳聲筒）。

對行動者而言，真誠喊口號是必要的；對異議媒體而言，真誠寫報導是必要的。社運抗爭與媒體報導彼此之間或許不必然有著內在邏輯上的一致性，但在面對某些壓迫與宰制關係時，卻有充分的理由相互接合。

最低標準的夥伴關係

許多時候，面對國家機器經常的蠻橫與霸道，它可以同時打壓抗爭者，也同時禁絕媒體採訪。行動現場，我們常遇見一些媒體手持記者證，高舉「第四權」大旗，強調自己與社運團體之間的差別，並理所當然地覺得自己比社運者有「更正當」的理由，能夠在政府各部會、局處間進出穿梭以求「資訊公開」；更經常地，我們會看見當記者被邀請進會議室聽取政府簡報說明的同時，抗議民眾被粗暴地擋在外面。

對我而言，媒體不比行動者更理所當然握有這類特權，因為這些本不應是「特權」，這些權利應該是一般性的，應該是大家都能擁有的。當我作為行動者時，我可以肯定苦勞網不會是那種，先階段性爭取到「新聞自由」就好，然後頭也不回把我丟下在機關門口外的媒體，這是最低標準的夥伴關係。

「我」和「你」

今年四月開始，我加入苦勞網，直到現在，仍在不斷嘗試如何能同時作為一個行動者跟報導者，以及怎樣達成這兩者之間的平衡或者接合。

異議媒體可以外於「運動團體」，發展出另類視角、刺激對話；但是不該外於「運動」，憑空想像自己站在某個平行世界的戰略高地，以旁觀姿態對著真實社會指指點點。透過每週一次，由全體特約記者、主編一起開的編採會議，以及每位成員對運動的貼近觀察／參與，苦勞網才得以凝聚並不斷確認我們在政治、經濟、性／別、環境等不同範疇中的集體立場。這些立場，以及面對著每一場運動，希望能夠參與、影響、介入的企圖跟嘗試，都呈現在每一篇的苦勞評論跟苦勞報導當中。

總結來說，「真誠」是一個很化約的談法，它看起來很唯心，但卻不必然，因為「真誠」也是需要物質基礎的。我們一方面不願意仰賴大量寫案請款，成為政府部門功能延伸的偽NGO；另一方面也看到主流媒體在資本化、市場化的脈絡下，日趨庸俗化、民粹化且自我綑綁，因此不願意將自身放置在單筆鉅額投資金主的「全有／全無」風險上。

目前的小額定期定額捐款，對苦勞網而言，不只是因為風險的分散而保障某種報導的「獨立性」，更是在長期經營的前提下，希望跟每一個「你」建立某種連結。無論你是否是一個行動者，或者未來將會是一個行動者，希望你願意捐款支持苦勞網，讓我們能夠在更堅實的基礎上繼續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