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曾柏文回應邱花妹

柏文這篇文章部分鎖定在目前公投法缺陷，以及在公投題目設定方面跟責任政治的問題進行討論，有挺細緻的釐清，頗值得一看。

但是，在體制框框範圍之外的評論，我就真的很難同意了，特別是，從看到『一旦政府「從善如流」地宣布放棄公投，那反核陣營是否也要放棄「公投」這個終極武器，只能自我閹割地安於嘶吼抗爭？』這句話開始。

「嘶吼抗爭」是「自我閹割」？而「公投」則是「終極武器」？這顯然與台灣在地反核運動的經驗剛好相反。台灣反核抗爭──特別是能一面與藍綠競合另一面又能與之區隔──的政治主體，向來就是在街頭抗爭中長出來的，而公投對運動來說，則是或可用之或可不用的政治工具，而且也本該如此。

會把（不以「公投」當成終極武器）的抗爭，視為某種「自我閹割」，我認為仍然不超出近年常出現的，某種眾人皆約是於是好像便是了的「反藍反綠等於去政治化」邏輯。同樣都是把現有體制所能給予的政治選項跟路徑（無論是代議民主制或者公投制度），視作唯一具合法性的修辭。

於是在這裡，制度的正當性跟合法性竟變成先於人（的抗爭）的存在了。某個制度或者制度背後的民主想像，可以是超然的，好像預先擺在那，等著人去操作而實現。例如，該文提到「對於任何『企圖跨過民主主體，直接逼當權者就範』的念頭，都該戒慎恐懼。」這段話的所指實在模糊，邱花妹的文章真指示了運動該要「跨過民主主體」嗎？至多不過是「跨過特定的規範性的民主程序或規則」吧。怎麼會混同於「民主主體」了呢？（但這種混同這實在也不是新鮮事，就選舉邏輯，民主的「主體」就是選民，也就是你要按著體制規範操作，才能成為「民主主體」，獲取投票那一剎那的所謂「主體性」。）

而這樣的一個，把當代政治制度（無論是代議民主或其修正，如公投）看成是預先存在而且還等同於「民主主體」的說法，不只是修辭，同時也是承載著一種（超）歷史的想像，也就是，我們這個時代所能夠擁有（參照著西方經驗照抄而來）的民主政治制度，已經相對最好的了。你可以不滿意，提出修改意見，但你不能說你不玩，要搞別套。

這是多霸道的一種想像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