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抗議的表面，聚焦在MV-22魚鷹戰機的安全性，因為該機種分別曾在1991年、1992年與2000年的實驗階段發生數次死亡事故，一直到今年（2012）4月及6月，又分別在摩洛哥與美國佛羅里達州發生墜機事故，造成傷亡。對比於美軍聲稱MV-22已經是「接近最安全的飛機」（美國「國防技術網 Defense Tech」），著實尷尬。
然而，不僅止基於純粹的「安全」理由，這一場由40個團體主辦，集合了日本沖繩縣47個市町村的行政首長共同參與的抗爭，已經是琉球近年來爆發最大的反美軍基地示威。
19世紀：琉球被納入日本國土
「舊金山和約」第3條：
日本同意美國對北緯29度以南之西南群島（含琉球群島與大東群島）、孀婦岩南方之南方各島（含小笠原群島、西之與火山群島），和沖之鳥島以及南鳥島等地送交聯合國之信託統治制度提議。在此提案獲得通過之前，美國對上述地區、所屬居民與所屬海域得擁有實施行政、立法、司法之權利。
回顧琉球的近現代史，是以一個被支配的角色，見證了帝國的世界佈局。二戰與冷戰的銜接交會，濃縮在這個小小的地方上。
1870年代，日本正式宣佈琉球為其領土，先後將琉球國編入琉球藩，再予以廢除，納入鹿兒島縣（Kagoshima），並設置沖繩縣（稱「琉球處分」）。1945年，美日之間的戰爭在琉球短兵相接，美國以千餘艘軍艦、總兵力54萬人的軍力，包圍琉球並挺進攻擊；日本則以琉球作為延緩戰火波及本土的防火牆。在這場琉球戰役當中，造成近10萬名琉球平民喪生。美軍攻陷、登陸琉球時，發佈的「美國海軍軍政府佈告第一號」（尼米茲佈告），確立了美國在沖繩縣以及鹿兒島縣的軍事管轄權，同時也是美國開始在亞洲進行軍事戰略部屬的起點。
1945年，兩顆原子彈被接連在廣島、長崎投下，日本戰敗並接受「波斯坦公告」；1952年4月，美日簽訂的「安保條約」生效，確立了日本作為美國在亞洲以軍事基地作為帝國象徵的新殖民地（neo-colony）角色。同時間生效的「舊金山和約」中，決議將琉球送交聯合國託管，在提案通過前，由美方擁有治權（稱「第二琉球處分」）。
從「託管」到「歸還」
同年，美蘇對立態勢升高，冷戰啟動，將琉球群島託管，意味著需經過（包含蘇聯在內的）聯合國安全理事會（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UNSC）同意，不利於美國隨後在冷戰中與共產世界對抗的戰略佈局。因此，美國改以認定琉球主權歸屬於日本，但仍佔有其治權作為解套。自此，美國正式獲得實際支配琉球領土之合法權力。
就此一時期而言，戰敗國日本，為美國政府建立之駐日盟軍總司令（General Headquarters, GHQ）所間接管理，從而啟動制定新憲及民主化的程序，然而，琉球一方面成為美國「保障日本安全」的代償；但另一方面，隨著1949年蘇聯第一顆原子彈試爆、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宣告成立、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加深日本被美國視為在亞洲的「反共壁壘」，琉球卻是更為牢固地被美國長期直接佔據。
駐軍所帶來的戰爭陰影終年籠罩、軍事安全問題、犯罪問題，以及對民地的強制徵收，是琉球要求美軍撤出的重要動力。1955年，「由美子事件」，遭美軍強暴後殺害的6歲女孩的屍體，在海灘上被人發現；1956年，沖繩縣行政府、立法院、市町村等行政長官、幹部連同議員，以集體辭職方式，抗拒美軍的強徵土地。
冷戰期間美國的軍事基地
60年代，美國總統甘迺迪開啟了美軍對越戰的介入，琉球成戰爭前線，大量的B52轟炸機、以及在叢林戰中作為噴灑生化武器「橙劑」（Agent Orange）之用的C-123運輸機，從位於琉球的空軍基地升空，飛往越南。1969年，在包含美國本土並於全球範圍興起的反戰運動為背景之下，琉球的美軍基地勞動者發起「撤離B52轟炸機」、「阻止美軍核潛艇停泊」為主張的24小時總罷工行動。
70年代，在「返還沖繩協定」中，「加強美日安保體制」是不被動搖的條件，一方面將琉球的治權「返還」給戰後經濟穩定崛起的日本（稱「第三琉球處分」），卻持續鞏固擴充美軍在其上的支配部屬。
經歷了19世紀的日本侵略、20世紀的美國佔據，到美國亞洲佈局策略下的「返還」，百餘年的琉球經驗，是接續著帝國的侵略以及在帝國間的軍事、權力衡抗裡殘喘。直至今日，75%的駐日美軍仍然集中在僅佔了日本總國土面積0.6%的琉球。
近代東亞秩序的犧牲者
大江健三郎在《沖繩札記》，試圖從沖繩思考日本，揭示二戰後在「美日安保」與「共同防禦」之下的日本，逐步實現了和平、穩定與繁榮、富裕，但這些實現，卻是以琉球的恐懼、戰亂、犧牲與被剝削作為代價；其中所提出的「日本屬於沖繩」命題，直指日本戰後崛起的真正權力核心，以及覆罩在帝國權力競逐之下，近代東亞國際秩序的打造過程。
琉球能給台灣什麼啟示？1879年，琉球在「琉球處分」中，被明確編入日本國家；而在1894年中日戰爭（甲午戰爭）後，台灣開始50年的日本殖民時期，按日本政府的術語，則被稱為「台灣處分」。日本政府在19世紀分別對琉球與台灣的兩項「處分」，早是一連串的預定行程。
到了二次大戰期間，仍為日本殖民統治的台灣，曾經一度也可能成為美軍襲擊日本本土的跳板，但在美軍採取跳過台灣、直接攻佔菲律賓和琉球的「跳島戰略」（Island hopping）下，台灣與琉球走向了不同的命運。因此，台灣儘管曾遭美軍空襲，但對比直接面臨戰火肆虐、甚至至今仍為美軍基地所佔據的琉球，關於戰爭的記憶與經驗，仍難以相提並論；避開了戰爭的「幸運」，也同時讓台灣比較缺乏對歷史展開反省的動力。
鑲嵌在強國秩序中的「和平倡議」
「美日安保條約」的姊妹作，包含了美國在1951年與澳洲、紐西蘭共同簽訂的「太平洋安全保障條約」（ANZUS），以及美菲（1951）、美韓（1953）與美台（1954）的「共同防禦條約」（Mutual Defense Treaty, MDT）。其中，與台灣（中華民國）簽訂的條約，在1979年美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時，由美國通告將於次年終止，隨後美國國會通過《台灣關係法》，至今成為美國向台勒索千億軍購費用的依據。
70年代的「返還沖繩協定」，美國將釣魚台連同琉球一併「回歸」予日本；近日爭擾不休的釣魚台爭議，發展到台日船艦互射水炮，中、日、台三方各自動員了旺盛的民族情緒參與其中，但在看似趨於白熱化的衝突背後，東亞的國際秩序卻是透過美國再次重申「美日安保」內容的解釋下被確立。
在衝突之中，馬英九提出「東海和平倡議」，一方面登上彭佳嶼「宣示釣魚台主權」，另一方面主張「擱置主權爭議」，並提倡從建立台日、台中、日中「三組雙邊」的對話，朝向台日中「一組三邊」的共同協商，要「和平對話、互惠協商、資源共用、合作開發」。和平、互惠、協商等主張，顯然十分正當，但關鍵在於，馬英九的倡議，是在承認並且肯定既有「國際秩序」的前提下，才得以成立，這一點，可以從立刻有人提出的，將對話平台納入美國角色，建立「一組四邊」的對話平台之建議，清楚地突顯出來。正因為與日本同樣作為冷戰時期美國在軍事、政治、經濟及外交等方面庇蔭下的「既得利益者」，對於既定「國際秩序」沒有批判，所能提出的「和平倡議」，自然也就直接相容且延續了「安保」、「共同防禦」的強權庇護邏輯。
從琉球反思台灣
馬英九的提案，直接將自己鑲嵌進美、日、中的強國秩序位置的企圖，是以帝國之眼看待自身所處之東亞；與之相映對照的，是看似矛盾，卻發源於同一歷史形構的孿生產物，即認為整個釣魚台問題「皆與台灣無涉」的漠不關心或冷眼看待。越戰期間，作為戰爭前緣的琉球人，認識到默許美軍基地持續存在，即是參與了對越南人民的加害；同樣的，大江健三郎的「日本屬於沖繩」論，反省的是日本共享與共謀出的「國際秩序」，如何建立在琉球人的苦難之上。台灣又何以能自外於此一局勢，脫亞入美而洋洋得意？
2000年，在八大工業國組織（G8）於琉球名護市舉行的前夕，4月17日，沖繩和平市民聯絡會發佈了「沖繩民眾和平宣言」，針對G8會議，指「所謂『經濟繁榮』，不過是部分大國和其中特權階級的利益」、「所謂『和平』，不過是鞏固這種利益的經濟體制和國際秩序的維持」、「我們所企望的『和平』，是地球上的人們珍惜自然環境，儘可能平等共享有限資源和財富，絕不使用暴力（軍事力量），不同的文化、價值觀和制度間相互尊重，從而實現共存共榮。」
歷史的因素，使台灣至今尚未能產生這樣高度的反省與覺悟。釣魚台，應是一個難能可貴的契機，開啟我們對周邊區域人民抗爭經驗與歷史的認識與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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