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禁搭便車條款」的一點粗淺想法

一般來說，所謂「禁搭便車」，指的是例如透過勞資協議要求加薪，工會要求加薪措施只及於工會會員，不得一體適用於非會員，有一說是，如果資方對會員與非會員一視同仁，則屬不當勞動行為（即打壓工會）。

我一點不成熟的想法，是對於此種工會只顧會員利益的本位主義，有些直覺的不同意。舉例來說，最近韓國工人來台抗爭，永豐餘工會同資方站在一致的立場上，認定公司在韓投資失利就應關廠。先不論永豐餘工會是否為資方工會，假使他真是勞工自主，但只顧及會員利益（會員僅為本國勞工），那麼，站在會員利益的立場上，維護公司整體的獲利能力，而支持資方關廠政策，似乎仍是符合理性的。

但是，我們一般都會反對這種立場，理由是，有一更高的價值範疇被要求在工會上，高過於純粹的會員利益，即普遍性的「勞工階級意識」。雖然韓國Hydis工人不是永豐餘工會會員，但台韓勞工具有一致的工人階級位置，應該在發生勞資爭議時保持團結，而我們也相信，這樣跨越個別侷限的階級團結，才可能真正有助於各地的工人。

那麼，講回「禁搭便車」，固然，讓非會員與工會會員享有一致利益，可能有「公平性」問題，但是當利益能擴及非會員，是否反而是組織者宣傳工會實效的時機，而就算確實有人今次是坐享其成的，當未來再次發生勞資爭議時，是否也可以讓全體工人明白工會是有談判實力的，且有明確紀錄佐證。

相反，只針對工會會員加薪，一來對資方而言反而省錢（加薪措施一體適用資方勢必負擔更多）；二來，工會主動提出限制加薪成果只及於會員，是否將擴大會員與非會員的矛盾跟撕裂，無助階級團結？

酷兒政治與酷兒政治的主體

我給酷兒政治的簡單定義是，它是在針對「性（政治）」的權力操作下，面對宰制與壓迫關係所展開的解放運動。因為定義是依循著權力操作，所以群體範圍的邊界也是動態的（因為權力操作是動態的），故而，有別於同性戀的身份政治，具有穩定的群體邊界想像（與同性發生性愛互動關係之群體），酷兒政治的政治主體，也會隨著性政治權力佈局的流變，而有所更替。

在西方的語境下，「酷兒」似乎與「同性戀」呈現出一種恆常的角力關係，前者雖然不斷以批判檢討反思後者的形象或姿態現身，但這種恆常關係也注定了兩者的相依相生，或也可說是某種路徑依賴。但對我而言，假使對「酷兒」概念的重構，就是要直面「性」的壓迫與宰制等權力關係，那麼在今日此刻，我們或許就不得不面對，當同性戀群體已然得到一定程度的認可，獲得了驕傲，社會的（性）解放潛力，是否已然不再寄存於這個群體身上了。

當然，這並不是一個絕對性的分析，並且我也清楚，許多人仍持續努力將同志運動「酷兒化」，但問題在於，解放運動的政治主體，是否是可以「擬就」的呢？如果此刻同性戀實際上已經不位於性階層的底層，已經無法反映最深刻的社會矛盾或排除效應，那麼，趨向主流化或逸樂化，其實就是很正常的結果。

《愛琳娜》的社運印象

導演林靖傑睽違多年的第二部劇情長片《愛琳娜》將於6月5日上映，作為一部標榜高度社會關懷且貼近現實的作品，電影後半段頻繁出現的社運抗爭場景，或許被許多觀影者視為是這社會關懷的重要註記，但對我來說卻恰是相反，我喜歡這部片的前三分之二部分。

電影本身的厚度確實來自於它高度地貼合社會、凸顯現實矛盾。女主角陳愛琳（陳怡蓉飾）從生產線女工到展場餐飲等臨時打工仔，抱持著「向上流動」的欲望，因為偶然機會成為小提琴教師，貌似擠身光鮮亮麗的中產階級，但事實卻是薪資不足22K，仍須各處奔波兼差補足生活所需。

階級位置與階級認同的斷裂，這是普遍現象，事實的無產階級卻要以布爾喬亞階級與其品味為自身的認同對象，所以陳愛琳仍然接受了對計程車運將廖俊明（莊凱勛飾）一定程度的鄙夷——儘管是藉由玩笑話的場景來透漏。

在關係的建立中，愛情是重要的，但不是唯一重要的。陳愛琳最初選擇了有政商關係背景且具經濟實力的Kevin（莫子儀飾），又懷上了他的孩子，作為踏入富裕生活的入場門票，這是現代婚姻制度的基本雛形——是交換、也是交易。交易可能成功也可能破局，現實如此，電影則如實呈現。

除了上述的普遍性問題，電影也在有限的時間裡（雖然已經有很多人嫌片長過長）傾力填入屬於臺灣的諸多特殊元素，例如透過陳愛琳父親（龍劭華飾）與兒時日籍青梅竹馬的重逢再相見，以及他所愛聽的廖添丁紅龜仔捉漢奸廣播劇故事，描寫那一代人所經歷的日據時代，在殖民大敘事所難以記載的角落，對日本經驗愛恨交織的真實情感與人際聯繫的複雜糾葛；而他一輩子自信的繪畫天賦，在老時因為簡短幾句話而一夕崩潰，更隱喻了殖民關係下內藏在主體當中的脆弱情感狀態。

對社會有著高度關懷的觀影者，經常期待作品能貼近現實，能透過作品反思照見社會。《愛琳娜》片中（特別是後三分之一）多次出現的社運抗爭場景（舉牌、布條、口號等），或許會被部分觀影者視為是對社會現實的關注，但對我而言則剛好相反，在那幾個段落以後，原先角色的扎實與情結的厚重感被迅速削薄，「社會運動」變成一種透過廣泛畫面來全體代稱的一種模糊感官印象。從而，觀眾不需被期待要去細究畫面中到底抗爭了什麼，是以誰為主體所發動的抗爭（是自己付不出房租的配角無產小提琴教師，聲援地主同事的反都更抗爭？）總之，觀眾只需知道：是有人在抗爭的，畫面中要推擠有推擠，要衝突有衝突，而當電影再現了抗爭場景，就是有社會關懷。

多想兩分鐘，你不會用肉搜解決霸凌

楊又穎的自殺又揭開了關於網路霸凌的討論，這不壞，但可千萬別病急亂投醫。人們面對到重大社會事件，常期待找出能立即見效的解方，然而，失之草率卻只可能產生更多問題，而通往地獄的路往往是善意所鋪成的。

網路言論風向瞬息萬變卻仍有潛在規律，其中最差勁者，自然是現在急著高喊「揪兇」，要把「霸凌楊又穎的匿名網友」給「肉搜」出來。一個人死，背後或許是諸多原因的總和，真相未明，但眾人在事件中被激發出來的義憤，若非找出一個具體個人承擔全數罪名則難以消散，所以「肉搜」有理。

當然，這只會導致悲劇的循環，正如眾人的情緒也有它自我的循環，在循環中蔓延擴張，而跟最初激發情緒的緣由不再有太大相干。所以「肉搜」總是有理的，就像「霸凌」總是有理的，炎亞綸搞不清楚地震，又不認錯，你覺得很可惡，是嗎？

另一種差勁，則是導向言論審查與管制，例如有人立刻開始訴諸臉書應落實「實名制」，批評悲劇之所以發生，是由於臉書縱容版面缺乏控管云云。接著又有人著手檢討，出現這麼多匿名的「靠北粉絲頁」，可否歸責於臺灣人的什麼畏強欺弱人格特性云云。

前者之不可取相對明顯，因為是訴諸絕對權威來調解失序；後者則是只見樹而不見林。「匿名」在很多時候都有它的必要性，好比說，之前的「靠北記者」，許多第一線基層記者道出了採訪現場平時難以為外人知的勞動實況，且透過匿名避免個人被長官資方追查的風險；又好比較近期的「靠北小姐」，它的匿名性保留了緩衝，不致於讓社會污名的壓力直接坐落到小姐個人身上。換言之，網路的匿名特質雖必然有著難以管理的問題，但正因如此，它是許多邊緣意見與批判言論的側身空間。否定或取消這個空間，就是抹除了非在這空間才得以發言的人與意見。

炎亞綸與柳林瑋

看到炎亞綸「連日下雨導致地震」之說遭各界砲轟，覺得蠻有感觸。

人不明白地震的來由，並非什麼天大罪過。同一個說法，假使換作是在朋友圈子裡閒聊時的脫口而出，至多也就是出個小糗、被虧為天兵等等。一旦上了臉書、又轉而上了新聞，就成了天大地大的事了。

現在的社群網站鼓勵人面向公眾，對各種事情發表意見，無論你熟悉不熟悉或者似懂非懂。過去即使是藝人明星，對地震發表個人意見的機會恐怕也是相對稀少的，但是現在，從鍵盤敲出一帖狀態就跟起床張口說話吃飯一樣容易，並且，隨著社群網站而來的各種新生的訊息產製機制，也鼓動著人們對各種事物必須要有很快的立即反應，而不大有深思熟慮的空間。

且不說現在主流媒體針對各種突發事件，第一新聞來源就是各名人的臉書，以至於名人們也習於藉此得到版面；但問題如果只是所謂公眾人物（如聲稱藝人明星有表率作用等陳腐舊談）倒還簡單些，事實是，「在未來，每個人都能成名十五分鐘」，安迪‧沃荷說的未來已經就是現在，隨便一個人都可能因為各種偶然而頓時成為焦點人物，也可能因為一個不經意的錯誤或者不得體發言而淪為一時的笑柄（或許先上笨版，標題「孩子的教育不能等」，接著隔天你可以在網路即時新聞上看到轉載）。

Free The Nipple‬與色情文本

色情是一種慾望再現的文類。在無論是詩、小說、戲劇、電影等各種文類方面，我們都知道，創作者不必然具有最權威的解釋。讀者有他們自己的眼光，會主動挪用自身親近的資源，對文本進行自己的閱讀與理解。

對於Free The Nipple‬的拍攝者而言，你的拍攝動機是一回事，因為你當然可以清心寡欲的拍，你也絕對有權利不斷以創作者之姿，重複詮釋自己的創作目的與性慾無關，但這不表示你具有一種道德位置，可以譴責他人的淫窺（把你的作品「讀成」色情）。創作者個人的詮釋，永遠只能跟他人的詮釋呈現一種恆常的競爭關係。

當然啦，更後設一點看，禁忌跟慾望本來就是相依相生，雞排妹說露乳不是讓男人勃起，現實卻是，她越要這樣嗆辣，也完全不會妨礙愛她的男人們繼續勃起。我想每個行動者內心都還是多少知道這一點，只是對外的宣稱跟實際總是有點距離。

--

很受不了「身體是自然的，別用有色眼光看待」的自欺之論。比起這類護航言論，老實說，我更情願自己的照片被檢舉下架，至少，下架的動作本身就肯定了照片和身體是跟性慾性感直接聯繫上的，只是仍不被當前的社會文化觀念所接受，那麼，展開鬥爭的對象起碼是明確的、方向也是清晰的。然而，所謂「身體只是（自然的）身體」之論，卻硬是把爭執的焦點（性）從身體中給抽取隔離開來，試問，人類的性與性慾，難道就不是這「自然」的一重要組成了嗎？

看到一人的身體，不承認他的性感，而是說，嗯，這很自然，就好比說別人長的很孝順一樣，有時候也是一種拐著彎的羞辱。

Free The Nipple與個體自主

自由主義者經常會假定一種純個體的「自主」（autonomy），這種「自主」與他人無關，完全是個人主體意志的展現，而良好的政治，即是每個人都能確實按照自己意願履行的狀況（例如：簽訂契約、市場交易、伴侶約定、性／身體自主...等等），而自由主義的政治綱領，則是要排除任何可能造成個人意志受到干擾的外力因素（例如威權國家、壟斷集中...等等）

但是，簡單來說，無論是從市場經濟或者婚姻制度，乃至於現代國家的發展歷程來看，這些機制與運作模式的生成，事實上都很難說是單純個體「自主」的總和就能達成的規律，而總是更仰賴其他外力。絕對的個體「自主」，一定程度上只是幻想，現實中的「自主」永遠都是「有限的自主」，它依循著過去的歷史文化傳統或者社會條件所給定的物質基礎，來決定並調整寬窄。

例如，談及婚姻的「自主」，個體選擇也無法完全脫離社會現有的性／別道德觀念與政經制度，「自主」在此只是相對性的；把討論對象代換成「賣淫」就更熟悉了，例如許多激進女性主義者樂於根本否認自願賣淫者的「自主」，就是藉由指出「自主」的有限與其條件，去聲稱賣淫者不具有「真自主」[1]。但我認為，不能完全否定這些實踐都有「自主」的成份，我採取的是比較弱的解釋版本：「自主」是「有限的自主」，而不是絕對的。

Free The Nipple與情慾資本

按照Catherine Hakim，所謂情慾資本當然不只是外貌，還涉及了知性能力、社交技巧，以及綜合個人魅力與表現，然後連同外貌等等，是個人運籌帷幄最後整體所表現出來的性吸引力。公娼抗爭的過程中，人們經常說在老公娼身上發現到少見的人生智慧以及同客人的互動能力，這些當然都是情慾資本。

單單只是用身體符不符合主流審美標準、外貌好不好看來進行所謂情慾資本（或肉體資本）的論述，實在是太過簡單了。我並不是說階級分析不重要，但階級分析難道是只看這人有不有錢嗎？若否，那情慾資本怎麼又能如此簡化成是看身體外貌好不好看了？

在這種語境下，所謂與底邊站在一起，恐怕是同情多過於培力。那麼我就好奇了，假使「情慾的流氓無產階級」缺乏性意識，是否也終將破壞性多元的團結？

free (not only) the nipple 解放乳房及其他

理論上，（性）政治跟（性）慾望應該不存在必然的對立，但從臺灣本地幾波追隨國外free the nipple運動風潮的拍攝作品與過程看來，我總感覺到一種對於（性）慾望的強烈克制。如果不說那是「禁慾」的話，至少，那並非試圖在照片當中盡量呈現自己的性感，而是剛好相反，照片們不斷重複強調的是，女人的胸部──絕對不只是「性」──而還可以有別的內涵，例如見證了對自我身體的全權掌握、無所拘束、拒受控制等等。

free the nipple的最初問題意識，可以用女性解放的角度理解，例如，最表面可見的，網路上男人可以任意坦胸露乳，女人不行，因此女人要求露乳，追求平等。但是，沿著這道男人可以而女人不行的性別劃分界線，性別的差異其實還值得進一步探究挖深。

性別間最顯而易見的差異，大抵就是「性化」程度：女人的胸部被認為與「性」有著絕對的連結，男人的則否。而既然「性」又總是聯繫上了「猥褻」、「色情」等「危害社會善良風俗」的意象，是故，女人的胸部也就被視為是該要禁絕的了。當然，女人的胸部也不總是與這些負面意涵相連結，例如當她涉及哺乳的母親意象時，則可進行正面表列排除。儘管哺乳作為人類生殖繁衍的一環，其實始終還是脫離不開「性」的，但哺乳的母職神聖光環，卻又可成功為她帶來「去性化」之豁免[1]。

換句話說，如果性別的對待差異，在此是透過「性化」程度來分配正當性與可接受度的高低，那麼free the nipple的活動，既是意味著女性解放，也必然有著性解放的意涵。從這點出發，開頭所提到的有關於運動側重身體的政治，卻又戮力克制照片中反映出（性）慾望或者性感以及拒絕被凝視觀看等等傾向，就值得深刻反思了。

朱宥勳如何超譯凌島

繼朱宥勳把洪凌​「解放加薩」的文章給「讀成」巴勒斯坦人不必執著於一時的屠殺（最初還「讀成」是我說的）後，這位台文批判新星近日又再出奇招，把凌島在破土上對汪暉提出商榷的文章，冠上汪暉的立場，進行批評。

每個人對文本的閱讀與理解或許都有些微差異，如我上一篇動態所說，我覺得汪暉在此也不是沒有對政策的保留，許多發言方式必須放到政治鬥爭過程中的發言策略來看待。但無論如何，以「對話汪暉」為題行文的凌島，在文中非常清楚的顯示出，作者認為汪暉過度樂觀，指社會主義特徵「是一種期許而非現實」。

在某些方面，凌島對於中國發展現況的描述與汪暉雷同，例如，凌島說：「近三十年來，我們親眼見證了市場和資本對中國社會的滲透和瓦解，我們生活所需要的一切，從衣食住行，到教育、醫療、住房，乃至婚姻、愛情、親情，都淪為市場上以牟利為目的的商品。勞動者失去了以往的一切社會保護，只能由那隻『看不見』的殘酷的手來決定自己的命運。在這一點上，中國並不比美國做的更好。」在汪暉那裡，他則說這是中國「代表性的斷裂」，亦即原有的社會主義範示的轉變。

怎麼看亞投行

現在許多持左翼論述來批判亞投行者，提出批判的前提都是，他們認為亞投行「未來極有可能」會成為另一個IMF或者世界銀行。姑且不論這個說法是否禁得起檢驗，總之，這份擔憂畢竟是指向著「未來」的，是對於亞投行未來可能發展的擔憂。然而，假使這些人卻同時又能夠安於身處全球霸權「現在進行式」的美國所支配的世界金融秩序，那麼，他們要該如何面對自己所使用的左翼論述並且自圓其說呢？

對我而言，看待亞投行就好比怎麼看待RCEP的性質一樣，不容過度樂觀，但也不是一棒子打死。既要肯定它的進步潛力，不是看到資本輸出就扣帝國主義，支援發展中國家基礎建設就叫干涉內政，這都是過度腦補了；但是，也要承認這些機制與構想，都是動態發展的過程，參與的無論大國小國，都是在既定霸權與欲挑戰之、並建立新秩序者之間游移盤算，很可能最終折衝的結果仍是滑向高度妥協，甚至成為現有帝國秩序的補充。

也正是因為這樣，現在許多關於亞投行或者一帶一路的討論，例如汪暉最近的發言，都必須要把它放到關於未來發展走向的路線鬥爭的角度來看，其發言的意義才能獲得正確的理解。

意識型態的媒體審查

現在許多媒體研究都把問題意識設定為，主流媒體（通常指的是傳統平面、電子等）因為政治壓力或經濟趨利邏輯而喪失了「第四權」的職能，而百花齊放的網路媒體與新興媒體，又如何扮演了「說真話」的角色。最近才剛接受了日本NHK廣播電視研究所的採訪，題目是港／臺的媒體研究，來訪的研究員在談話席間，也給了我一種如此引導的印象──其中，香港又被認為是處境更艱難，而臺灣狀況則是更自由多元...云云。

我覺得這樣子的問題設定，往往只能看到表面而難以深入，因為現代所謂的言論收緊與控制，絕非只是簡單可見的高壓管控，更涉及各種意識型態與話語的競逐。所謂被排除的意見與不被聽見的聲音，經常不是直接遭到暴力消音，而是經歷了更隱微的長期過程，讓你根本無「話」可說，失卻能夠表述自身的語言。

這些意識型態與話語的競逐，假使不進入到意見內容本身，觀察其間的鬥爭關係與消長，論者通常就會被「多元」的外貌給蒙蔽，而變成簡單的形式或數量比較。

再談社運圈不能說的秘密

──第13屆性權論壇*的發言稿

今天要「再談社運圈不能說的秘密」，既說是「再談」，自然就沒有「不能說」的問題，這是沿用年初《聯合晚報》游婉琪所採訪的一篇報導，題目是〈燃燒吧！熱情社運圈不能說的秘密〉[1]，報導短短一千字左右，內容也並不複雜，但在當時卻激起了一場不算小的壺內風暴。

社運與護航

簡單說來，這篇報導把焦點放在社運的後台，在鎂光燈所聚焦的抗議場景背後，社運參與者之間的情慾／愛慾互動，雖然主題有趣，卻也稱不上是格外搶眼，一般媒體視角所常見的錯誤，它沒有少犯，例如雖然切入焦點不同，但都將各種運動過程中的現象解釋為「個人」（的魅力）云云，關注社運的一般報導，可能會將社運的得失、成敗，單單從領導者的主張、立場、人格特質、領袖魅力，等處著眼，這篇報導談論社運中的情慾，則採用了學運領袖「放閃」（以致於迷妹「倒貼」）等等，幾乎是一致的解釋模式。因此，我這裡要討論的對象，其實是這篇報導激起的反應（特別是在社運圈內部），多過於報導本身。

當時，社運圈中某種典型反應是訴諸動機，把報導斥為「抹黑」：因為特定的「情慾」很污名，所以凡是報導「社運」與該「情慾」之關連的，就必然是抹黑社運。這個印象，如此，再結合上《聯合晚報》當時不支持社運、屬於反社運的「主流媒體」之普遍印象，就更加罪證確鑿了。

這裡又可分疏成兩種意見：

（一）暗示「社運圈」裡其實沒有這種狀況，這很類似於「太陽花女王」被媒體報導後的一種說法，是把運動「再純淨化」，主張學運內沒有情慾活動，這是「否性」（sex negative）的立場；這一種說法，一方面，它實質打壓運動中「確實存在的情慾」；另一方面，這個藉由否性，炒短線交換而來的道德優越位置，一旦真相被揭露，立刻會被「打回原形」，在運動中的反挫效應我想是很清楚的。

這類型說法在鄉民的意見中仍佔據不少比例，但恐怕不會是今日現場各位所踩的位置，所以我並不打算多談；但我要提醒一點，這種「純淨」運動主體打造，既可以藉由直接對邊緣污名之否定來完成，也可以──較為迂迴的──透過公共價值與承認的比重，不成比例地分配予特定的形象與運動主體（如：純潔的孩子、母性、正直、持守人格特質等等）、神聖化特定的主體來對照完成。換句話說，無論是就社運明星個人的「造神」，或者社運整體在鬥爭社會正當性的過程裡，特定的性／別政治預設已經滲入其中。

舉個通俗的例子，太陽花議場內播放的電影《KANO》，我去年（2014）在寫一篇影評時，把它跟樓一安的《廢物》對照閱讀，在《KANO》的國族慾望與想像當中，「台灣精神」的載體自然得以匯聚在主角「阿基拉」這樣一個具備努力不懈的高亢意志與正面精神能量的人；反之，《廢物》當中蹺課、吸毒、偷竊，濃縮了各種卑劣偏差性格的角色，則不可能成為這種國族慾望的代表[2]。

我是查理：西方「反恐」的政治

──與陳逸婷、洪凌、劉羿宏合著

在「查理」事件的遺緒裡頭，深知（後）冷戰意識形態的讀者多半不會感到意外，某種秉持著純粹世俗主義（secularism）[1]與多元文化主義（Multiculturalism）的聲音，具備了絕不亞於「聖戰」與「宗教基本教義」的激情血性，正充斥著驚人的頑固、封閉、凝固扁平的非思辨性。

人們必須認識到，在這場已然失焦的「我是查理」（Je suis Charlie）言說戰場裡頭，「保障言論自由」的「保障」是遮蔽；而「自由」則是虛妄。無論是否存在法制層面的律令、無論機構性的手段，是保障、懲罰乃至於兩者皆非，特定言論總是在權力棋盤之內（被）道出，各種言論之間從而形成不均衡的壓抑／傾軋效應。

事件的「反恐」背景

11日，法國巴黎高達百萬人走上街頭遊行，高舉「我是查理」標語，數十個國家領袖野參與其中，捍衛言論自由、譴責恐怖主義與暴力攻擊。人們之所以在事件過後能夠立刻將攻擊定位為「恐怖攻擊」，或者是伊斯蘭國（ISIS）口中的「聖戰行為」[2]絕非偶然，那恰好顯示攻擊事件所累積的情感與憤怒，並不是毫無來由的偶然爆發，而是一種計畫性的反擊。假使聲援「查理」的情感與群眾動力源自於全球性的「反恐」邏輯，面對「恐怖主義」背後真切的帝國主義對伊斯蘭世界的侵略歷史，正是此刻無可迴避的要務。

「加害者」（恐怖分子／聖戰士）究竟是如何出現？就以伊斯蘭國來說，2011年，敘利亞內戰，美國為首的同盟國以武器和資金支援反政府軍，壯大這些叛軍，並稱其為「溫和的反叛者」，美國同時一手扶植敘利亞叛軍，另一手扶植伊拉克政府軍，目的就是為了要維持各國內部的宗派鬥爭、製造動亂，而敘利亞叛軍中，包含勝利組織等後續則帶著從美國那兒得來的武力併入了伊斯蘭國。不妨這麼說，「反恐」本身就包含了自我內在的循環，它的「反」同時建構出自身所要「反」的「對象」（恐怖主義）：人們口中危害和平的「恐怖份子」，往往正是「和平世界」帶頭老大哥資助並協作打造的產品，透過引發中東國家內戰、促成動亂，才生產出挾帶無數憤怒情感的「伊斯蘭」[3]。

從這個角度看來，那些在街頭上含情脈脈、在金球獎上高舉「我是查理」的好萊塢明星，假使反對的真是「恐怖主義」及其威脅，怎麼絲毫不曾考慮過將譴責目標轉向──「恐怖攻擊」的真正來由──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帝國主義暴行？

陳為廷與游婉琪

陳為廷的性騷擾新聞爆發一段時間後，如今也出現幾種貌似反省的意見，一者是批評親近陳的友朋師長，何以採取各種歪曲強辯（或者「社會科學」）為之「護航」；另一者，同樣是批評他的身邊人：既然「早知如此」，怎麼坐視不管，甚至還不當回事地拱他參選。

這些反省都不錯，也很重要，但假若只是針對陳為廷及其身邊人，其實也有欠公允。

還記得年初聯合晚報記者游婉琪一篇題為〈燃燒吧！熱情社運圈不能說的秘密〉的報導，如何受到社運圈廣泛的公幹嗎？

這篇報導，在當時理所當然地被閱讀成「主流媒體」對「社運」的攻擊與抹黑（借用並改寫婦女新知近日的一句話：「勿以單一『新聞媒體』標籤，概括所有異質性甚大的意見及立場」）；於是，所有對問題的揭露，非但沒能成為展開問題討論的契機，反而是讓問題更形封閉，演變成社運圈的團抱取暖，以及對撰文記者的同仇敵愾。

想到這裡我就不禁感覺到，今日替陳為廷提出各式辯詞的人，也有那麼分可以理解與同情之處了──最起碼，他們並不特殊。而那些總是能在最好時機展現出討好民粹的義憤填膺態度的人，也不見得不是「雙重標準」。

性騷擾的「性」與「意願」

「性騷擾」的重點不在於「性」而在於「意願」？這說法根本鬼打牆，沒知識兼沒常識。

你老闆遞給你一杯咖啡，你礙於情面與職場權力位階之落差而不敢拒絕，因此你只好接受了。你違反自身內心意願地喝了一杯咖啡，這叫作「權勢咖啡」，你一輩子心理都有陰影，不時回想那段往事半夜還會暗自哭泣、感覺到自己咽喉中留有當時的咖啡味噁心想吐、走在路上看到星巴克都會顫抖...

如果這說的通，拜託快去立法：避免咖啡罷凌、咖啡騷擾、咖啡侵害，可統稱為《三合一咖啡防治法》...

面對不同行為範疇，我們對於「意願」所採取的門檻與敏感標準，本來就是要回到那個行為範疇的觀念來界定。

重點就是「性」。

性騷擾受害者的性解放──後記

結果我的文章被一些人讀成是「替陳為廷護航」。拜託，有沒有搞錯，我是好幾個國師認證的天朝主義「左派」耶，我哪根筋不對了有那個動機要去替陳為廷護航呀...。

2012年總統大選，民進黨副總統候選人蘇嘉全的妻子洪恆珠看人妖秀、猛男秀，我不只寫文章支持，當年的性權記者會，我的發言也是針對此事，力挺女人的性權與看秀的自由。這顯示我在2012年總統選舉時支持民進黨蔡蘇配嗎？顯示我要替民進黨護航嗎？我反對批評譴責譏笑潘世偉擁小三，顯示我支持他繼續幹勞動部長嗎？很抱歉，一碼歸一碼，完全不相干，這只是表達我性政治立場的底線。

--

至於「婦女團體」，現在似乎很講究細分，不能「概括所有異質性甚大的意見及立場」，那麼我就直接講婦女新知吧。在陳為廷事件，新知聲明稿寫「性騷擾案件中，加害人是否應該被原諒，並非社會大眾所能公判，要談原不原諒、放不放下，只有性騷擾的受害者才有資格決定」；半年多前譴責名嘴彭華幹時，寫的是「試問，如果節目中遭言語暴力踐踏的是我們的姊妹、情人、或女性朋友，難道我們也該淡淡一笑置之？」

這種虛與委蛇、修辭性擺盪，以為大家都不會寫字認字了？

性騷擾受害者的性解放

我第一次與異性性器的直接親密接觸經驗，是甫出生時通過母親的陰道；第二次，則是17歲，那時候台北學運社團還時興一股「（經過歪曲而絕非學理意義上的）性解放」，幾次被社團學姐半推半就地，抓著我的手去接觸她的性器，說是夥伴間身體上與私關係的親密、相互敞開，才能夠達到政治上及公領域真正的互信。

我清楚記得，在那些時候，我都明確地答了「不」。假使按照今日的性別平等意識回頭去看，無論寬鬆或者嚴謹的標準定義下，那都是一個性騷擾，或者性侵害。但我從來都不這麼說。

這個經驗，我曾經在幾個場合試著講述，但都要努力避免各種來自聽者的「受害者」投射朝自己身上撲來。人們善於用一種同情而富有溫暖的眼光望著你，期待你接受這樣的同情，又或者，他們會點點頭，肯定這受害者「走出來」了。我不把那段記憶，定位為一個「性騷擾」或者「性侵害」的經歷，因此並不是對歷史的拒絕、否認；而是藉由自己經驗過的歷史，我要拒絕現在的人們，對我經驗的武斷理解。

那些暫時不加以命名的「 」事件，所帶來的困擾（如果不是痛苦的話），對我來說，其實並不是事件「當下」的不舒服、或者意願的違背，而事件的意義總是被大於事件的其它的事物所決定的。

已經很常見的一種重要提醒是，「性騷擾／侵害」的「傷害」主要來自社會建構，意即，因為當前社會文化將「性」看得極其特殊，性傷害，故而比起一般其它的傷害，更為嚴重、難以復原。因而，越是極端的保護（包含各種防止「性傷害」之措施），就越是強化「性」的特殊、珍稀，更強化「受害者」所受之「傷害」。換作白話，走在路上，被強盜持刀劃破手臂，絕對也是驚恐萬分、甚至會帶來一段時期的心理陰影，但是，社會並不會因而預先將你視為萬劫不復，被奪去了一輩子無法復原的那個「 」的可憐蟲。

關於「正確的語言」

我初接觸社運是高中時參與學權運動，包含反髮禁教官制服等等，那時也花不少力氣投入在教育部98課綱的討論裡包含反對提高文言文比例、要求白話文教育（同時反對大考作文等），簡單來說背後就是實用主義跟反本質化這兩個哲學基礎，認為國文教育應首重日常溝通之用，而非賞析文學之美。

後來因為關注議題的轉變，而較少接觸這個問題，但回頭看，對於當時自己曾經提出的一些說法，也有些反省跟懷疑。首先，語言是人思考的介面跟載體，語言的精緻與複雜度，也反映了思考面向上的難易。過去中國全盤革新西化的話語當中，也都認為國家的圖強必須革新語言，因此語言當然不能只看日常的「實用」。在西方脈絡中，有些古典的哲學思路，「美」跟「善」是不可切割的，例如蘇格拉底，一物若能切實地實現它的功用，那既美且善；而「美」可能導向「善」，反之亦然。當然，討論「美」與「善」的矛盾，乃至於「美」和「善」作為形式和內容區分等等的哲學家，也所在多有。總之，美（藝術）、善（道德）是經常被擺置一起辯證看待的。這意味著，審美與分辨善惡的能力，或者更廣泛來講，一種文明傳統所仰賴的集體性道德價值或觀念，同集體的審美、品味的形成，其實是同步的，或者是交互作用的。

當然以上都還是很粗略的講法，不過這裡想講的只是，回到文字或文學之美，在「白話文」的倡議話語當中，我們似乎沒有自己的美與審美的歷史跟傳統。文言文在此，在某種殖民語境下，被迫、或者自我截斷了，成了無論是中體西用或者西體中用。而文言文乃至於國學的美，也在「實用」（連同「現代」）的要求下被排除或過濾掉了。

丁乃非：性工作女性主義 2.0

最近又聽到一種很「古樸」的說法，把支持性工作的人說成是厭女...剛好丁乃非年中在性權會餐會上的發言也談及性工作與女性主義，雖然或許不算是什麼直接的對話，但至少讓我有動力順手整理一下，當然，以下文字有些摘錄省略，完整內容還是請自己看影片吧。

丁乃非：性工作女性主義 2.0

今天的報告題目是「性工作女性主義 2.0」，先得回到「國家女性主義」說起。前陣子讀了些東西，讓我比較理解如何去想國家女性主義的「國家」，尤其是去年（2013）來了一位很有代表性的國際女性主義者（麥金儂），他其實有點沒辦法被叫作國家女性主義，可是我想要說的一個重點就是，這個國際女性主義者，其實是一個「國家的」國際女性主義者，他的國家的性質，不是一個簡單的認同、也不是簡單的愛國，可是有一個歷史的面向。

有一位常駐新加坡的社會學者，提供了一個很有用的說法：在歷史的縱向，他把國家區分為兩種。一種是13到18世紀間得以長時間匯聚各種條件跟勢力，發展出來的「第一階現代民族國家」，如西班牙、法國、英國、美國。（一）這些國家經過長時間標準化的過程，製作出標準化的國語，把語言變成重要的黏著劑；（二）「一階國家」和殖民地的拓展開發不可二分，前者的經濟與社會發展、現代民族國家形式本身，與殖民主義和奴隸制度共構；（三）這個共構──「一階國家」的模範性、標準性，跟殖民經濟的不可分割──意味著「一階國家」從一開始，除了是內部條件匯聚而成為國家，就有著有不可輕忽的外部國際秩序，決定成為國家。

過去一些研究往往只看到內部條件匯聚的重要，卻不去看到有很大的勢力來自於早已形成的國際秩序，這個秩序中國家的重要性與否、國家的等級排序，已經出現，例如：是否成為國家、國際排行、和誰可以自由買賣奴隸、不跟誰買賣奴隸、如何相互制約綁約等等，都由國際秩序決定，國家一開始就意味著某種國際秩序、國家排行。

「二階國家」，是在上述的國際環境中，在相對短時間內壓縮、被逼著長出來的。是在一個已經成形的國際環節中，逼著投入各種想像，把自己拉拔成可以進入已經有階序的狀態，而這當然也是自我革命打造出來的，要盡量挪用這裡頭必須要有的一些條件跟狀況。其中例如中國、日本，以及20世紀中葉紛紛脫離殖民地的印度、印尼、新加坡、馬來西亞，他都稱為「二階國家」